词家用典有用古事与用成语两项。用古事包括用事与隶事两项。用成语亦包括取义与借字两项。用事与隶事,取义与借字,在词家虽属常有之事,但用事与取义比隶事与借字重要,因前者有关词的内容,而后者则属于词的形式。但讲求形式而内容贫乏之作,形式虽美,仍无价值,故论词者往往轻视。
词家用事比取义为难,读词者于词家用事有时不易明了,因用事比较复杂,今略加说明于后。
用事必因作者的情思不易直达,或嫌于质实,或过于显露,或有难言之隐,乃取古事用之。读者由其所用之事,进而追求其用此事的命意所在,然后方能得其情思之真相,此其一。再者,作者用古事,有时系节取其中与情思相合之一点,而非全用,所谓断章取义是也。读者必须先熟悉作者生平行事,或其时历史背景,然后方能知其用此事的主旨,此其二。
今取王安石千秋岁引一词为例说明。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此词前半阕但写眼前所见所闻的景物,而以“楚台风,庾楼月”两故事,将古人欣赏风月的地方用来引起下半阕,“风流总闲却”的意思,以见风月当如昔而我却未能欣赏。
下半阕换头两句是白描语,一句是说自己为名利所缚束,不得自由,一句是说自己为神宗所信任,不能摆脱,因此所有风流韵事都闲却了。
其中“华表语”,“秦楼约”两故事,骤然读去,颇不易明了。但细看歇拍三句说“梦阑”、“酒醒”的时候“思量着”了,知其全词的主旨在此二句的故事。此二故事有关全词如此,则读者必须将此二故事明了方能知其情思所在。
“华表语”是用《搜神记》载辽东城门华表上一日飞来一白鹤。白鹤作人语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塚纍纍。”
“秦楼约”是用《列仙传》言秦穆公女弄玉嫁萧史。史教弄玉吹箫,弄玉吹箫引来凤凰。二人相约驾凤凰仙去。
细看此二故事虽不同,但其中学仙与仙去两点却相同,知王氏用此二故事即节取其中这两点。再看他于华表句中用“漫留”二字,于秦楼句中用“误我”二字,又知王氏用此二故事来表达情思,全在此四字。我们就词言词,所得的意义,似乎是说,当初空留白鹤所说的学仙去,而今却不能如萧史弄玉相约仙去,是误了我也。但此种情况,我是在“梦阑”“酒醒”了以后才“思量着”的。
我们如果再进一步追求王氏为什么要如此说?究竟为什么?有些什么情思必须用此二故事表达?则必须结合王氏生平和当时史实,方能了然。王安石是励行新法的人,当时在朝老一辈人都不赞成,他只得引用少年人。其时吕惠卿就是他最赏识的少年。史称吕惠卿由王安石引进,及王氏罢相,知江宁府,(神宗熙宁七年)吕惠卿参政,(同年)排斥安石,恐其再入相。王氏作此词当即此时。据此,知此词之意,盖指吕惠卿当初曾与我有约同退,今则我退而吕进,不特不如前约而且力排我。吕之为人,我在身退事过之后,方才想到,所以说“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也。
刘彦和《文心雕龙》对于用典有专篇讨论。他在其书第三十八《事类》篇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他将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分为两项:一、“举人事以徵义”,二、“引成辞以明理”。前者即用古事,后者即用成语。他说“举人事”在“徵义”,“引成辞”在“明理”。可见用古事与用成语皆是为了使文章的内容更加鲜明可信。但在宋齐时,作者过于讲究用典,遂有全篇堆积古事和成语的作品,而无义可徵,无理可明。所以钟嵘著《诗品》极力反对用典,主张“直寻”,说用典是“补假”。他说“大明、泰始中,(大明为宋孝武帝刘骏的年号,泰始为宋明帝刘彧的年号。)文章殆同书抄”。他这话片面反对用典,不如刘彦和所说的道理通达全面。他二人所论的是诗文,这个道理自然可以通用于词曲。
词到南宋末年婉约派词风盛行,词家讲究谐声协律,同时也讲究用典。一般作者为之太过,自不免有如钟嵘所讥的。即豪放派辛弃疾亦所不免。辛弃疾的《永遇乐》词,用事太多,岳珂即对他提了意见,他当时虚心接受,将原词修改,但今传此词用事仍然不少。从此说来,一切文学表达情思应有一定的适当的方法,太过与不及都不能算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