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我不想说什么开场白，但把这本小书突兀地送给读者，似乎有一点冒昧，现在先转录当年在《中学生》杂志上刊载的起首二节，一字不易以存其真。
年来做了一件“低能”的事，教人作词。自己尚不懂得怎样做而去教人，一可笑也；有什么方法使人能做，二可笑也；这个年头，也不知是什么年头——有做词的必要吗，三可笑也。积此三可笑，以某种关系只得干下去，四可笑也。于是清华大学有“词课示例”之作。本不堪为人所见，乃住在上海的故人读而善之，且促我为本志亦撰一说词的文章，这桩事情倒的确使我惭愧，使我为难。
我对于一切并不见得缺乏真诚，只因在文字上喜欢胡说，似颇以“趣味”“幽默”……为人所知。这是很悲哀的。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力矫前失。就词说词，以现在的状况论，非但不必希望有人学做，并且不必希望许多人能了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时代改变了，什么都可以踢开；我只是说古今异宜，有些古代的作品与其体性，不但不容易作，甚至于不容易懂（真真能懂得的意思）。而且，不懂也一点不要紧，懂了也没有什么好处；虽然懂懂也不妨。以下我所以敢对诸君随意说话，即是本于这“懂懂也不妨”的观念。若有人以为的确“有妨”，有妨于诸君将来的大业，我唯有惭愧而已。
时光过得快，已是三年前的话了。三年以后，与三年以前有什么不同呢？自然不同。但怎样不同，便不很好说，这且不说。——总之是从“词课示例”引来的葛藤，为便于读者打破沙锅问到底起见，索性把那文小引亦剪而贴之。——可惜不是大众语，但恕不改译，以存其真。
清华大学属课诸生以作词之法，既诺而悔之，悔吾妄也。夫文心之细，细于牛毛，文事之难，难于累卵，余也何人，敢轻于一试。为诸生计，自抒怀感，斯其上也；效法前修，斯其次也；问道于盲，则策之下者耳。然既诺而悔之，奈功令何？悔不可追，悔弥甚焉！夫昔贤往矣，心事幽微，强作解人，毋乃好事。偶写拙作一二略附解释，以供初学隅反之资，亦野芹之贡耳。诗词自注尚不可，况自释乎！明知不登大雅之堂，不入高人之耳，聊复为之，窃自附于知其不可而为之之义焉。十九年十月一日。
有如“昔贤往矣，心事幽微，强作解人，毋乃好事”。骂得真痛快，不免戏台也来喝一回彩。吾知——这十六个字必为此书他日之定评矣。
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为什么要做，做了又怎样，都已交代清爽，就此打住要紧！所谓“得罢手时且罢手"，否则万一弄到下笔不能自休的地步，那又是漏子。
三四年来频频得圣陶兄的催促与鼓励，我虽几番想歇手，而居然做完上半部，譬如朝顶进香，爬到一重山头，回望来路，暗暗叫了声惭愧。开明书店今日惠然地肯来承印，也令我十分感激。是正传还是套话，总之，瞒不过明眼看官的。如曰不然，请看下文。您看得下去，看不下去，我反正管不着，总之，我不再说了。
（1934年9月）
诗余闲评
一、何以用诗余不用词？
诗余不就是词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词的闲评”而要给它换个名字，岂非不大好？所以要选这两个字而不直接说“词”，稍微有一点意义在里面，现在先解释一下。
第一，词和曲是两种韵文的体裁，但词和曲又都是乐府上的名称，就其文章方面说，则为“词”，词者言词之词也；就其韵律方面的谱调来说，则为“曲”。但词亦谓之曲，如五代时的和凝，人称他为“曲子相公”。曲亦谓之词，如北曲南曲别称为北词南词。这很容易使人误会，把两者混为一谈，所以不说词而说诗余，这是一个原因。
再者，古人说：“词者，诗之余也。”宋以后词已不是乐府，早已不能唱，换句话说，它早已和音乐脱离关系，变成文学方面一种长短句的诗了。我说诗余，就为了表示这个性质。但为了行文说话之便，有时我仍说“词”，这是习惯，一时改不过来。
二、最早的情形
下面我们来说诗余的来源。一般人都好说宋词元曲，好象词是宋代才有，曲是元代才有。其实不对，我们应该说唐词宋曲，不过最早的词与文学无关罢了。它的起源，远在它成为文学作品以前，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纯粹是音乐，第二期渐有歌唱，最后才涉及文学，才是我们现在所读所作所欣赏的词。最早是有声无词，类如曲谱，根本和文学不发生关系。这种谱子大约始于中唐，甚而更早，初唐时就有。第二期虽有歌唱，但也极粗浅，是用俚俗的白话作成的，大都没有甚么文学价值。敦煌石室里就有这种材料。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引的《望江南》，有这么一句，“为奴照见负心人”，这完全民歌的样子，并且还有别字。
这怎么算得文学？但可见唐代并非无词，实在和文学的关系太小耳。真正文学的词，是在唐代晚年及五代时产生，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了。
三、词调之特色及其演变盛衰之迹
词是有调子的，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调子固定。比如说《浣溪沙》调子永远不变，你要作，就得按照着调子作，原来的形式绝对不许更动。调子既不能牵就文章，一定要用文章来牵就调子，所以叫作“填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由此造成词之所以特异之点。比如文字方面，声音的高下，都和调子有关，看其文词，就可以知道填的是什么调子，因为文词一定要合律的缘故。
词调也有变化的。从唐宋以来，曾经过好几个时期。这种变化并非“文学的”，而是“音乐的”。我们可以由音乐的好听与否，来决定词的盛衰。这个理由极简单，盖音乐之好听与否，乃视社会上大众的爱好为转移也。至于它的演变，可分四个阶段：
（一）令——又叫小令，盛行在晚唐五代时候，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调。
（二）慢——所谓长调是也，北宋初年开始发达。
（三）犯调——东拼西凑而成者也，北宋晚年才有。以上这三种算一类，都属于自然的演变。
（四）自度腔——是词人自己编的谱子，这到南宋时才有。这一种单独算一类。可见那时词风已衰，社会上喜欢词的人已渐渐少起来了。
何以大家不喜欢词了？那就是因为新的音乐起来代替它了，所谓“曲”是也，这种情形很象皮黄的代替昆曲。（附带说一句：曲最早始于宋代，南宋偏安江南时，北方的金朝，当时戏曲已很发达了。所以我说唐词宋曲，宋曲的真确性固不下于唐词也。）后来蒙古灭宋，北曲竟取词的地位而代之。元朝八十年工夫，就把词弄得没有了。这里我们得一结论：就是艺术的——包括音乐文学——盛衰的原因，其性质是有关于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象上面所说，这道理就很明显。
四、词调失传之故
词调的失传，也不是无因的。最普通的原因是当时词调流行得很普遍，几乎家喻户晓。既然家喻户晓，所以用不着人来记住它，因而最易失传。比如民国初年盛行的《五更调》，谁都会唱，所以用不着记，等时代性一变，会的人少了，结果就渐渐失传。然而这一个原因还不够；更主要的原因，实在由于当时没有好的记谱方法。记谱最要紧的，一为工尺，一为板眼。工尺示音之高低，板眼示节之快慢，当时曲谱大抵只有工尺，没有板眼，后人谁也看不懂，所以失传。故姜白石的词，虽然有谱也不能唱。
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从唐到宋，词的经过也有三百年，这里面并非一无变化。新调一方面逐渐添多，旧调一方面却渐渐消灭。添的有人注意，消灭则少人知，因而愈久，失传的愈多。比如说张志和的《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那一首，到苏东坡时已不能唱，故易其词为《浣溪沙》以便歌唱。由张志和而苏东坡，这中间相去不过才百余年，已经有失传的调子了。还有宋代词调虽多，却不见得都能唱，常唱的不过极少一部分。这个事实并不奇怪。现在常唱的昆曲也不过极少数的几折。比如史梅溪有一首《东风第一枝》，张玉田说：“绝无歌者。”可见这调子流传不广，当然难免失传了。
要知宋人和今人的观点根本不同处就在此，当时人并不十分重视词里文章的好坏，主要在看音乐歌唱是否受人欢迎，现在人既无可听，便只好谈文章了。
五、唱法与乐器
当时唱词的情形，大约有两种：（一）有舞态的，间或表演情节；（二）和歌，即清唱。其有舞态，如《杜阳杂编》《南部新书》记《菩萨蛮》队舞，《容斋随笔》说《苏幕遮》为马戏的音乐。又近人刘复《敦煌掇琐》有唐词的舞谱，虽不可解，而词有舞容则别无疑问。
至词为清唱，试引姜白石《过垂虹》诗即可明白。他说：“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小红那时大约只是清唱，不在跳舞，否则一叶扁舟，美人妙舞，船不要翻了么？
诗余的乐器伴奏，张炎《词源》里记载得最明白：“惟慢曲引近则不同，名曰小唱，须得声字清圆，以哑筚篥合之，其音甚正，箫则弗及也。”可见夜游垂虹，白石以箫和歌，只是临时的简单办法，非正式的场面也。词为管乐，仅用哑筚篥或箫来合，与它的文章风格幽深凝炼有关。北曲自始即是弦乐，故纵送奔放驰骤，与诗余的情调大不相同矣，固不得专求之于文字，在此无暇详述了。
六、诗余在文学方面的情形
以下要讲一讲诗余在文学方面的情形。大抵宋人会作词的很多，不必专门家。古人生活太奢华浪漫，才有这样富丽堂皇的文学作品产生。北宋末年，词风盛极。南渡之后，就差得多了，可以说是词的第一个打击。当然南宋仍很繁华，所以词还可以存在。可是金朝戏曲已逐渐抬头，词终于先亡于北。而南方在南宋末年，也产生了南曲。词于是成了古调，当时几乎等于文学家的私有。在文章方面，看去好象进步，实则它的群众性早已消失。等到蒙古灭宋，它更受到第二个打击，消灭得一干二净了。
词的内容变化，也不简单。最早完全是艳曲，专门描写闺阁，如《花间集》上所载的作品。后来才较为普遍，可以抒写任何事物。北宋末年，更讲求寄托，事实上已含有家国兴亡之感了。大体说来，其特点可分为下面几种：唐五代词精美，北宋之词大，南宋之词深。
在作法方面也分两种，一种是“写的”，一种是“作的”。所谓“写的”词，大抵漫不经心，随手写得，多于即席赋成，给歌伎们当时唱的，唱完也就算了，只取乎音乐，无重于文章。“作的”词则是精心结构，决非率尔写成。前者象苏东坡、辛稼轩是，后者象周邦彦、吴文英是。“作的”词精美居多；“写的”则有极精的（往往比“作的”还精），有极劣的。说到这里，我们更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读词不能只看选本。因为选本大抵只拣精的，不选坏的，而全集则精粗杂陈，瑕瑜互见。至于专门研究，那么选本专集，自然不可偏废的。
七、宋以后的情形——明清词
宋以后词的情形，人们大都不爱讲。我以为这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大略谈一下：
元代曲子盛行，词不大行，这里可以不谈。明朝的词，大都说不好，我却有一点辩护的话。他们说不好的原因，在于嫌明人的作品，往往“词曲不分”，或说他们“以曲为词”，因为“流于俗艳”。我却要说，明代去古未远，犹存古意。词人还懂得词是乐府而不是诗，所以宁可使它象曲。在作法上，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我现在的意思，词是代诗而兴的新体，在文学方面说明词究竟不算最好。
从清代到现在，词已整个成为诗之一体（这“诗”是广义的），并且清代是一切古学再兴时期，词风也曾盛极一时，大体可分作三派：
最早有浙派，代表人可推朱竹垞。这派可以说是对明代俗艳的作风起一反动。矫正的办法，是主张“雅淡”。竹垞自己说：“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可见其作风及宗旨之一斑。
稍后有常州派，在清代中叶兴起，代表人可推张惠言。他主张雅淡之外，并主立意须高远深厚；他所选的《词选》，就可以作代表。这比前者更进一步了。
最后有所谓同光派，代表人应推朱祖谋。他认为填词，在上述两派的条件之外，还主张精研音律，须讲求四声五音，比起以前的作法，要更难一层了。
八、个人的看法——所谓闲评
我们试想这样的词谁会作，谁受的了这个罪？准此，我愿意说一说个人对于词的看法，也就是题目上所谓的闲评，大约有下面几点：
第一，词只可作诗看，不必再当乐府读，可以说是解放的诗或推广的诗。
第二，但我们不可忘记词本来是乐府。既是乐府，就有词牌，自不能瞎作。如题作《浣溪沙》，却不照《浣溪沙》的格式去做，那也不大合理。
第三，对于选调的工作，可以加以研究。选调不求太拗，也不求太不拗，应用调作本位来研究，去其古怪不常见者。
第四，我主张只论平仄，不拘四声。理由有二：其一，如果讲求音律，四声讲到极点，也还嫌不足，莫如不讲。其二，讲求过分，文字必受牵制。
第五，作词似以浅近文言为佳，不妨掺人适当的白话，词毕竟是古典的也。
此外，还有两条路。一种是作白话词，调子和从前的相同，在修辞方面，可不受拘束，文字则以纯正的白话为主。再有一种便是新诗，那是一任作者自创体裁。据我的看法，和这些年来的经验，这条路并不太好走。
九、余文
正文说完了，还有一点感想。我感到了解古人的文学很难，作旧体文词也很难。因为古人的环境和事物，都和现在不同，现在人不易了解。比如古人有两句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诗的好坏不谈，这印象我们就难体会。现在的学生投考被录取，和从前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其情趣是迥不相侔的，因而也感觉不到那种愉快。再有，古人词里往往有薰笼，是用来燃香的，如麝香、沉香等。这是古代房屋里常用的东西，到《红楼梦》里还有。现在虽有舶来品的香水，但是情趣大不相同了。还有“灯花”，生在电气时代里的人物，恐怕不易领略这种况味，用手一捻就亮的电灯，是绝无灯花可言的。还有黄莺和大雁，无论南方人北方人，现在恐怕都不常看见了，然而这些东西在旧诗词里却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究竟都是小节，主要的还是人事的变迁，生活的心情不同。前面我说过，古人的生活奢侈浪漫，有那种闲情逸致来弄月吟风。现在的人什九为了穿衣吃饭，在奔忙劳碌中挣扎，就拿我个人来说，这八九年来，就没有心情来填词，平均一年也只得一首，而且大半是悲哀愁苦之言，这是无可讳言的事。所以我说，了解古人作品很难，自己写东西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环境使然，没有办法的。
去岁之夏，吴玉如先生邀赴津沽工商学院讲演，其令嗣小如同学为笔录，文极清明，不失原意，余复稍稍修订之。讲演原系公开性质，不专为治文艺者立说，故甚浅显，以代本书之导论，或于一般读者对词的了解上有所裨益乎。玉如先生乔梓之盛意尤可感也。
（1947年3月著者识于北平）
1947年新版跋语
虽是勉强写成的一本书，但它的运气不算坏，二十三年初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事变迁，听说书店方面连纸版都没了，临时在冷摊上现找一本来再版，岂非侥幸乎。因既无纸版，自须完全重排，他们就给我来信，说可以删改，最宜增补，你这十年来所写说词的稿总有不少了罢？他们原该这样想着的。在我呢，却另有一点情。形为海上的老友们所不知的，这十余年光景催人，到底做了些啥事，连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说，是忽如一梦罢——也不，只迷胡了一忽而已。
他们想不到我的回答是删，要删到一半以上，这当然使书店同人吃一惊，也是对不起读者们的事。有什么违碍？我发了神经吗？都不是。您听我说。论词的篇章，这几年来也写出一些来，论理大可以之塞责充数，勉酬雅意了，然而不然，它们都是说《清真词》的。说《清真词》又何碍？您且听我说。
远在二十多年前，尚未有《读词偶得》，我就想写一本论《清真词》的专书，荏苒迁延，迄无成就，所写出的一小部分如上所云，依性质说应该单行的，它们既不肯加入，反而把它们的同伴给拉了出来，就是把《偶得》里说《清真词》的删却，原来这一部分占了四十页还多，在初版本书已为尾大之局，良非编制之体也。这么一删不打紧，这原本乌合的局面更加落花流水了。
自不得转而议增，不增，出版方面肯答应我吗？书也会薄得可怜，不象样的。增什么呢？为难，不许说清真，要讲些别的，这可太少了，急变也变不出来，变出来的也不是玩意儿。于无可如何中悉索敝箧，把去年一篇在天津的讲演稿，名曰《诗余闲评》的放在卷首，以充导论，还有些说史邦卿《梅溪词》的稿放在李后主之后以代清真。梅溪南宋人，从南唐直跳到他，好象北宋无词，真怪；附录词选未动，又删了一首周词，这也预备收入说《清真词》的专书的，官话所谓“另有任用”是也。
本书改版实情如斯，大致看来对于读者们不算太便宜，我的一丁点儿的找补已转入另外的一本帐上去了。但书店方面总想我帮他们说些好话，同时也为着我的版税象样，这好象徐志摩说过的。
怎么说呢？为难。戏台里喝采也不怎么好玩。《诗余闲评》，好处没有，只是一味浅。与词本没交关的人或者倒不妨看看，大雅君子竟翻过无视可也。说《梅溪词》去年之作，有两篇还是最近的，原名《梅溪词易读》，自己写着玩的，本不想公开，因事出无奈，只好拿它来挡阵，所以体例作风与前作不相似，四首之中令慢各半，亦显违本书专说小令之旧例也。总之顾不得。但我对它们却有一点偏爱，希望读者们不要笑我不明，至少梅溪这几首词的确不坏哩！若不能“爱屋及乌”，又何妨“不看僧面看佛面”呢。与旧版《偶得》，或与他日出版的说美成词并读，则唐、五代、北宋、南宋词之所以为同异，即自然显露，特别容易看得出来；又旧本略有误说，今已改正。这且都作为一种广告的言词看罢。
与圣陶兄久不相见，他始终勉励我，离群天末之思固不可托诸鳞鸿毫素耳。
（1947年4月1日识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