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济的词论，早在我当年撰写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一文中，也已曾有所论述。周氏之词论主要见于其所编著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及《词辨·自序》之中。周氏词论所涉及的方面甚广，无论是对于词的作法声律，或对于作品与作者的品评，不仅皆曾有所涉及，而且不乏颇具见地的评论，不过本文在此却并不想对周氏之词说作全面的论述，本文只是想对周氏词说中有关张惠言的比兴寄托的一些说法，略加讨论。现在我们先把周氏的重要论点抄录下来一看：
一、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17〕
二、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18〕
三、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欬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19〕
关于以上的三则词说，早在多年前我所写的《论常州词派》一文中，也已曾有所讨论。约言之，则第一则词说所提出的乃是寄托之内容的问题。第二则与第三则词说所提出的，则是从作者与读者两方面，就创作之有无寄托与阅读之能否出入，而作出的精微的辨析。我们现在先从第一则谈起。从表面来看此一则词说所提出的，原来只是词中所寄托的内容问题。周氏的主张是以为所谓寄托者，当以具含“史”的意义，可以反映时代之盛衰者为主。要想讨论此一问题，私意以为应从两方面来加以思考。首先从周氏之性格为人及清词中兴之因素来看，据清光绪十九年荆溪周氏家刊本周济的遗著《求志堂存稿》中之记叙，周氏原是一位深研经史、关怀时世、讲求实用之学的人物，曾经著有《晋略》一书，为周氏写《本传》的丁晏，曾经自言“余读其史论”可以“推见治乱，若身履其间”〔20〕。这当然是使得周氏重视词中寄托当以反映时代历史背景为主的一个因素。而且就清词中兴之发展而言，甲申国变的历史背景也正是促成清词之中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词在明代原是处于一种衰落不振的状态，词在早期《花间》之作，及北宋初期晏、欧诸人之作中，所形成的要眇深微富含言外之意的美感特质，在明词中已难以复见，直到明末云间诸才人如陈子龙等，在经历国变危亡之忧患后所写的词作，才把这种已经失落的词之美感特质，重新寻找回来。所以龙沐勋在编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一书时，乃不仅取陈子龙词以冠篇首，而且更在评语中提出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关于甲申国变与清词中兴的关系，我在《论子龙词》、《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及《清词名家论集·序言》诸文中，都已曾有所讨论。总之清词之中兴，与当时历史的衰亡危乱的时代背景，确实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叶恭绰在其《广箧中词》中，于论及清初词派时，就也曾提出过“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笑啼非假……分途奔放，各极所长”〔21〕的说法。这种情况，当然是使得周氏论词中之寄托时，重视其所反映的历史时代背景的另一个因素。
除去以上较易见到的两项因素以外，我以为周济之把词中的“寄托”与“史”结合上密切的关系，实在应该有一项更深层的属于词之美感特质的因素，而且这项因素甚至可以一直推源到《花间》词的美感特质之形成的一些基本原因。如本文在前面所言，《花间》词的内容，乃是男性作者所写的女性形象，以及由女性语言所表述的女性情思，而且这种情思更是一种寂寞无偶的属于“弃妇”之类型的情思。而若按我们在前文所引举的利普金氏的说法来看，则男性的作者却可能正是在这种叙写中，无意间流露了一种男性的失志不偶的感情心态。所以张惠言在《词选·序》中，就曾特别提出说词人所写的“男女哀乐”的情词，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造成男士们之“幽约怨悱”的失志不偶之情的，自然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以五代时的词人而言，其作品中最具含有词之美感特质者，自当属温、韦、冯、李诸家。温庭筠在科第与仕宦生涯中的失志不偶，人所共知；至于韦庄在他的五首《菩萨蛮》中所写的离情，其所反映的其实也正是韦庄所经历的唐代之覆亡与自身不得不终老他乡的悲慨；至于南唐的冯延巳与二主的词，其所反映的当然更是南唐之国势自衰危走向败亡的一段历史的经历，所以五代的小令，表面看来虽大都只不过是伤春怨别的歌之词，却往往含有一种深微幽隐的引人生言外之想的微妙的作用。这种美感的形成，当然也正与五代乱离之历史背景，结合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在危亡忧患中的情思，当然也就正有合于张惠言所说的“幽约怨悱”的感情心态。清词之中兴其实也就正与甲申国变在当时士大夫间所造成的“幽约怨悱”的感情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周氏此一则词说所提出的虽是寄托之内容的问题，但他所举引的所谓“绸缪未雨”、“太息厝薪”、“己溺己饥”、“独清独醒”等，却无一不是属于“贤人君子幽约怨悱”的感情心态，而这其实也就正涉及了词在美感方面的一种特殊的品质。
其次我们再看前面所举引的周氏的后两则词说。其第二则词说中所提出的“求有寄托”与“求无寄托”，自然是就作者方面而言的；至于所谓“表里相宣，斐然成章”与“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则是就读者方面而言的。前后两两相应。也就是说有心求寄托的作品，其语言符号的符表与符义之喻示的关系，是“表里相宣”，有一种“斐然”的“章”法，可以推寻。而无意于求寄托的作品，其符表与符义之间，虽或者也可以引起读者一种“指事类情”的联想，但并没有固定的关系可以指说，因此读者自然就有了一种可以“仁者见仁，知者见知”的联想与解说的自由性。这一则词说，是对作品之是否有心寄托，从作者与读者两方所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区分。至于下一则词说，则是对于作品中是否有心寄托，从作者与读者两方面的心思与感受，所作的细致的体察和分析。关于这一则词说，我在多年前所写的《常州词派》一文中，也已曾有论述。约言之，则周氏乃是以为作词当从“求有寄托”入手，至于入手的用心之法，则首先应培养对于“一物一事”都能“引而伸之，触类多通”的联想能力。至于入手的方法则应该以像“游丝”一样的精微的心思与像“郢斤”一样的敏锐的笔法去观察和描述。以如此精微敏锐的“无厚”的心思与笔法，来观察和描述处处可以引发联想的“有间”的事事物物，相习日久，于是乎心中有任何感慨“意感偶生”，都可以托借于任何事物来“假类毕达”，这是周氏所提出的如何来做到能“入”和能“有”的方法。至于如何能自“入”转到“出”，自“有”转到“无”，则是在有了前一种功夫以后，修养既久，就可以不必拘执于寄托，而无论赋写什么事物，都会自然就投入较深微的情意，此所谓“赋情独深”，同时又会对任何景物情事都有较丰富的联想，此所谓“逐境必寤”，于是乎作者虽不是有心于求寄托，可是却会“冥发妄中”，自然而有较深厚的意境，甚至连作者都难于确言其所感，所谓“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就是所谓能“出”的“无”寄托的作品了。以上可以说是就作者写作之用心方面，所作的“有无”与“出入”的精微的分辨。至于就读者阅读之感受方面而言，则周氏也作了精微的分辨，他以为当读者阅读那些所谓能“入”的有寄托之作品时，其所感受者乃是“阅载千百，謦欬弗违”，也就是说纵然读者之时代距离作者已有千百年之久，读者对作者所寄托的用意，也依然能有正确的理解。而当读者读那些所谓能“出”的无寄托之作品时，其所感受者则是“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也就是说读者对作者之是否有托意，乃全然无法指说。不过读者对其托意虽不能确指，但确实又可以感受到使人引起感发和联想的一种力量，也就是周氏所谓的恍如“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的一种作用。 以上我们所举引的周氏之词说，实在是对词之美感特质深有体会的一些话语。
关于词之美感特质在富于一种引人生言外之想的微妙的作用，固已如前文之所论述，这种作用原本来自于词中之“微言”所传达出来的一种具含“幽约怨悱”之性质的女性化的情思。这种美感作用虽然可以引发读者许多丰美的联想，但就作者而言，则当其写作时却不必然有托喻的用心。像这种来自于作品之文本中的微妙的作用，如果我们要为之找到一个在西方文论中的术语来加以说明，我以为西方接受美学家伊塞尔所提出的“潜能”一词，颇有参考之价值。伊氏认为文学作品有两个极点（two poles），一个极点是作者，另一个极点是读者。一篇作品，如果未经读者的阅读，则完成的作品便只是一个艺术成品而已，全无美学的价值与意义可言，美学的价值与意义是经由读者的阅读方能完成的，而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则并不能被固定在一点之上，阅读的快乐就正在其有一种不被固定的活动性和创造性。伊氏以为文本与读者之关系，就在于文本提供了读者一种可能的潜力（也就是前文所简译的“潜能”），这种潜能的作用，是在阅读过程中完成的，读者所完成的虽不一定是作者显意识中的本意，但确实是作者所创作的文本中某些质素作用的结果。〔22〕张惠言的词说其实原本也已感受到了文本中所具含的一种引人联想的作用，只不过因为他过于被传统的比兴喻托之说所拘限，所以竟将读者一己之感受与联想，都指说成了作者有心之托意，因此才形成了牵强误谬之弊。至于周济对张惠言之说的拓展与补救，则在于他把张氏的“寄托”之说，分别成了“有”与“无”及“入”与“出”两种不同的情况，周氏对所谓“无”与“出”之情况所作的叙写，如其谓“无寄托”之作品，读者可以“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又谓能“出”的作品，就作者而言乃是“万感横集，五中无主”，并没有固定的托意；而就读者而言，则更如“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对篇中之意旨乃全然不能作明白之指说。其实这种说法也已经颇近于本文前面所提及的接受美学中所谓“潜能”之作用，不过周济仍不免受到了张惠言之说的拘限，所以虽然提出了“无寄托”的能“出”之说，但却以为“无寄托”是从“有寄托”蜕化出来的结果，则其所说对张惠言之说的突破自然就不免仍有未尽彻底之处了。其实周氏所提出的“有”与“无”及“出”与“入”的两种情况，我们也可以征引西方的一些文论来略作理论性的说明。当代有一位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女学者克里斯特娃，她自己为语言学及符号学发展出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她自称为解析符号学，她曾经把诗歌中语言符号的作用，分别为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类是符示的作用（semiotic function），另一类是象喻的作用（symbolic fuction），克氏以为在后者的情况中，其符表之符记单元（signifying unit）与其所指的符义对象（signified object）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被限制的作用关系（restrictive function-relation）。而在前者的情况中，其符表之符记单元与其所指的符义对象间，则并没有任何限制之关系。克氏以为一般语言作为表意的符号，其作用大抵是属于象喻式的作用。但在诗歌的语言中，则可以有一种属于克氏所谓的符示的作用。也就是其符表与符义之关系，往往带有一种不断在运作中的生发（productivity）之特质，而诗歌之文本遂成为一个可供给这种生发运作的空间。在这情形下，文本遂可以脱离其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而成为作者、作品及读者彼此互相融变的融变所（transformer）。〔23〕如果从克氏的理论来看，中国传统的寄托象喻，其符表与符义之间的关系是被限制了的一种可以确指的作用关系，符示的作用则是不可确指的且不被限制的一种作用关系，也就是克氏所谓的semiotic function。所以自《花间》词至北宋初年的一些歌辞之词，虽然蕴涵了丰富的象喻之潜能，却绝然不可以用比兴与寄托的拘狭的观念去指说，那就因为小词中的语言，其符表与符义之关系，与传统的比兴寄托之语言的作用，其性质全然不同的缘故。
以上就是我对多年前所写的《常州词派》一文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补充说明，其中自不免有征引旧作之处；至于所谓新的补充说明，则又因目前身居大陆，对所引用之英文著作也因检索不便而未能多作发挥，仓促成篇，还请编者及读者多加原谅。
1996年12月8日完稿于南开大学
注 释
[17]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见《词话丛编》第2册，页1630，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同上。
[19]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同上书，页1643。
[20] 周济：《求志堂存稿·本传》，页3b，光绪十九年荆溪周氏家刊本。
[21] 叶恭绰：《广箧中词》卷一，页47，见杨家骆主编：《历代诗史长编》第22—23种，台北：鼎文书局，1971。
[22] Wolfgang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John Hops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23] 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anslated by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See chapter Ⅰ, "The Semiotic and theSymbolic",pp. 1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