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唐朝民间的乐调，它的作风本有两点，香艳和俚俗。转到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士大夫的手里，却渐渐地改变作风，性欲恋爱的抒写保存着，俚俗的成分却减少了，趋向于所谓雅化，甚至于名家的词稍近口语化一点，亦遭人批评。如张炎评周美成的词：
耆卿（柳）、伯可（康）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减容光”，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词源》卷下）
他这议论是很错误的。所谓“浇风”即词的本色，“淳厚”反是变态，他却颠倒地说了，使人迷惑。沈伯时《乐府指迷》也说：“如‘怎’字、‘恁’字、‘柰’字、‘这’。字、‘你’字之类，虽是词家语亦不可多用，亦宜斟酌，不得已而用之。”为什么不可多用，他亦没有说出理由来，我想不过“雅”的观念在那里作梗罢了。
文人虽抱着这样保守的观念，但社会上并不理会这一套。在这儿，似乎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必须校正的。错误的来源，因为词已亡了，所存的只是词集，而词集多出于文人的手里。严格说来，我们所讲说评论的，只是文人的词，不是“词”。真的词论必须能诠明词的流行的实在情形，即包括了民间的词，不经著录的作品。这自然极端困难的，既作品不经著录，材料当然不够。本文只能就我近来所得的一点材料稍微谈一谈，希望大家指教，做进一步的研讨。
我们先从晚唐说起，这个情形见于《花间集序》。《花间》的结集是纠合一些文人的作品，希望来替代那时民间流行着的歌唱的。所以欧阳炯他说：“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这话道尽了隋、唐以来词的实在情况。平心论之，那些民间作品，水准不高，“不文”（没有文采）、“不实”（没有好的内容）的毛病也是有的。《花间集》的用途，序上也明白地写着道：“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翻成白话，就是这些姑娘们不唱旧日伶工的曲子，却改唱老爷们的新曲子，让老爷们在宴会的时节哈哈一笑罢了。
至于民间的情形怎样呢？依我看，那些大人老爷钦定的办法他们并不大理会。比“花间”稍晚的是南唐。南唐的曲子相公名叫冯延巳。大家都知道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很高，况且他是中主李璟的宰相，职分也很大，不过他的很好的词唱着唱着，即被所谓俗子们改得一塌糊涂。请看下列一段可笑的记载（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
南唐宰相冯延巳有乐府一章，名《长命女》云：“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依我们看，这也算很通俗了，不过，还不成。
其后有以其词改为《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愿：第一愿且图久远，二愿恰如雕梁双燕，岁岁得长相见，三愿薄情相顾恋，第四愿永不分散；五愿奴哥收因结果，做个大宅院。”
吴曾慨叹着说：
味冯公之词，典雅丰容，虽置在古乐府，可以无愧。一遭俗子窜易，不惟句意重复，而鄙恶甚矣。
我们且不批评窜改得对不对，但遭人窜改总是事实。文人作品跟民间趣味，往往格格不相入的。
大概除因文字艰深，不易被人欣赏外，作品之被改变更有两个原故：（一）难得合律，（二）时时改行新的唱法。所以沈伯时说：
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者，盖被教师改换，亦有㗚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辈只当以古雅为主，如有㗚唱之腔不必作。
所谓“㗚唱”，就是现在的花腔。词之所以有许多又一体又一体者，原故在此。至于难得合律，沈说得更明白：
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1]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秋。
这才是唐、宋以来词的传唱的实在情形。张炎《词源》于引了周美成的《解语花》赋元夕、史邦卿的《东风第一枝》赋立春、《喜迁鸾》赋元夕词以后接着说：
如此等妙词颇多，不独措辞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则绝无歌者。至如李易安《永遇乐》云：“不同向簾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2]，良可叹也。
老实说，这些词不一定太雕琢、艰深、晦涩，譬如上边所引李易安词句实在很漂亮的，不过老百姓们不唱，亦无可如何。《花间集》以来词的“雅化”、“诗化”、“文人化”的运动在文学史上或者有相当的成功，但在词的演唱方面，简直可算大大的失败。拿事实对照起来是个大大的嘲讽。自然，词人的名著也有传唱的，不过只限于少数罢了[3]。所以我们大学里讲授的词史只是文人词的历史，而不是真的、活的词史。
那些民间词的价值更不容易评定，况且材料又这样子的缺少。历来做词话、词论的人，照例以“俚鄙”二字抹杀了他们，那不公平是不消说的。即如上引所谓遭俗子窜改的冯正中词，重复虽然是病，末句却写出妓女们的心理，比冯相公的官派三愿实在更要有意思些。下边更引两首民间的词：
一首是龙舒人阮闳休《洞仙歌》赠官伎赵佛奴：
赵家姊妹，合在昭阳殿，因甚人间有飞燕。见伊底，尽道独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惯见。惜伊情性，不解嗔人，长带桃花笑时脸。向尊前酒底，得见些时，似恁地好，能得几回细看。待不眨眼儿觑着伊，将眨眼的工夫看几遍。
吴曾引了这首词，并说：“阮他词皆此类。”这个人是专做白话词的，可惜流传得很少。这《洞仙歌》的确不坏，特别结尾两长句（《洞仙歌》调中最难做的部分）做得很活泼哩。
还有一首近乎童谣，表现时代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引《复斋漫录》：
邓肃谓余言：“宣和五年，初复九州，天下共庆，而识者忧之也，都门盛唱小词曰：喜则喜，得入手。愁则愁，不长久。忻则忻，我两个厮守。怕则怕，人来破斗。虽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谓也。七年，九州复陷，岂非不长久耶？郭药师，契丹之帅也，我用以守疆，启敌国祸者郭耳，非破斗之验邪？”
这也不知道什么词牌名，可见当时词的流传，非常广泛，不一定限于词谱上所载的凋名。这首词里反映那时“国难”情形的严重，民间的识见远过于庙堂，这都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些词抒写比较自由，取材比较广博，口语的活泼尤为他们最大的特色。
原来词用白话，有两种情形：（一）用普通话；（二）用方言。雅言、俗语这个分别恐怕自古以来就有的。如上文引沈伯时所举“怎”、“恁”、“柰”、“这”、“你”等字，都是普通话，现在的国语。张炎引周美成的词句，如“为伊泪落”等等亦同。这个我们叫它为词的白话成分。但是，词另有它的土话方言成分，这不但真的民间词每每如此，即文人词集中亦往往有之。如上文所引“人来破斗”、“破斗”便是当时的土话，词人集中如黄山谷、秦少游、周美成也都有用当时土话作词，我们现在不大懂得。也有特别用某处的方言的[4]。
我们从这里不但可以了解词的流行的实况，并且知宋词、元曲实在不曾隔断。李调元《雨村词话》里有这么一段：
宋人多以曲调为词调，如用十个你之类是也。石孝友《惜多娇》云：“我已多情，更撞着多情的你，把一心十分向你。尽他们劣心肠偏有你。共你。撇下人只为个你。宿世冤家，百忙里方知你。没前程，阿谁似你。坏却才名，到如今都因你。是你。我也没星儿恨你。”
通首以十个你押韵，即所谓“福唐体”。元曲跟宋词并不必是两个做法，不过词的一部分先完成了它的文人化的过程，在文学史上好象分道扬镳，各有千秋，我走我的阳关路，你走你的独木桥，从真实的社会状况看去，同为近代的乐府，原不曾分家，词这样写，曲还是这般写的。所以从这观点，可以打通词曲的界限。我的意思当然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分家，只是说自然的联系并不曾隔绝罢了。
民间的词，范围非常广博，可惜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除掉词集里一些材料比较容易看到外，其他多半在词话、笔记、杂书里，得有耐烦去找。至于宋、元以来土语方言的解释当然更困难了。引录每不附解释，即偶附说解也不见得靠得住呵。所以这个研究工作也很艰难的，不过，却很有意思。若能够用上新观点来研究自然可以有更多的发见，给词史以一个新生的面貌。
1950年7月10日
原载《民间文艺集刊》1951年第1册
[1]“赚”是南宋初年的流行歌曲，见《事林广记》、《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参看《宋元戏曲史》61页至65页。
[2]“击缶韶外”。缶是瓦器，击以和歌，是很粗俗的。韶是最古典的优美的音乐，孔子听了着迷，连肉也不想吃了。翻作白话：“奏箫韶的时候，在旁边敲破瓦罐。”
[3]文人词的传唱，有两个情形：（一）当时叫伶工们唱，那不得不遵命，唱过当然算了。如东坡作《戚氏》词，用《穆天子传》《山海经》事，当筵随声填写，一时喧为美谈（参看《词林纪事》卷五）。但我很怀疑这词会真在社会上流传。（二）自然而然的传唱。如元幵《樵隐笔录》云：“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这才是真的流传。直至宋亡后入元代，清真词还偶被妓女们唱着，当然这已近似《广陵散》了。（见吴文英《惜黄花慢》词序、张炎《国香》词序、《意难忘》词序。）
[4]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二：“杨炎正《桃源忆故人》词有句云‘眯【左目右奚】呷了些来酒’，又《柳梢青》云‘捧盃更著眯【左目右奚】唱’”皆江西土语，犹言随意也。不同卷引：“南宋人林外《洞仙歌》词，以‘锁’与‘老’、‘哓’等字叶韵，孝宗知其为闽人。”这两例稍不同，一用土语，其一本是文言，不过用福建的土音来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