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家用典有用古事与用成语两项。用古事包括用事与隶事两项。用成语亦包括取义与借字两项。用事与隶事，取义与借字，在词家虽属常有之事，但用事与取义比隶事与借字重要，因前者有关词的内容，而后者则属于词的形式。但讲求形式而内容贫乏之作，形式虽美，仍无价值，故论词者往往轻视。
词家用事比取义为难，读词者于词家用事有时不易明了，因用事比较复杂，今略加说明于后。
用事必因作者的情思不易直达，或嫌于质实，或过于显露，或有难言之隐，乃取古事用之。读者由其所用之事，进而追求其用此事的命意所在，然后方能得其情思之真相，此其一。再者，作者用古事，有时系节取其中与情思相合之一点，而非全用，所谓断章取义是也。读者必须先熟悉作者生平行事，或其时历史背景，然后方能知其用此事的主旨，此其二。
今取王安石千秋岁引一词为例说明。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此词前半阕但写眼前所见所闻的景物，而以“楚台风，庾楼月”两故事，将古人欣赏风月的地方用来引起下半阕，“风流总闲却”的意思，以见风月当如昔而我却未能欣赏。
下半阕换头两句是白描语，一句是说自己为名利所缚束，不得自由，一句是说自己为神宗所信任，不能摆脱，因此所有风流韵事都闲却了。
其中“华表语”，“秦楼约”两故事，骤然读去，颇不易明了。但细看歇拍三句说“梦阑”、“酒醒”的时候“思量着”了，知其全词的主旨在此二句的故事。此二故事有关全词如此，则读者必须将此二故事明了方能知其情思所在。
“华表语”是用《搜神记》载辽东城门华表上一日飞来一白鹤。白鹤作人语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塚纍纍。”
“秦楼约”是用《列仙传》言秦穆公女弄玉嫁萧史。史教弄玉吹箫，弄玉吹箫引来凤凰。二人相约驾凤凰仙去。
细看此二故事虽不同，但其中学仙与仙去两点却相同，知王氏用此二故事即节取其中这两点。再看他于华表句中用“漫留”二字，于秦楼句中用“误我”二字，又知王氏用此二故事来表达情思，全在此四字。我们就词言词，所得的意义，似乎是说，当初空留白鹤所说的学仙去，而今却不能如萧史弄玉相约仙去，是误了我也。但此种情况，我是在“梦阑”“酒醒”了以后才“思量着”的。
我们如果再进一步追求王氏为什么要如此说？究竟为什么？有些什么情思必须用此二故事表达？则必须结合王氏生平和当时史实，方能了然。王安石是励行新法的人，当时在朝老一辈人都不赞成，他只得引用少年人。其时吕惠卿就是他最赏识的少年。史称吕惠卿由王安石引进，及王氏罢相，知江宁府，（神宗熙宁七年）吕惠卿参政，（同年）排斥安石，恐其再入相。王氏作此词当即此时。据此，知此词之意，盖指吕惠卿当初曾与我有约同退，今则我退而吕进，不特不如前约而且力排我。吕之为人，我在身退事过之后，方才想到，所以说“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也。
刘彦和《文心雕龙》对于用典有专篇讨论。他在其书第三十八《事类》篇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他将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分为两项：一、“举人事以徵义”，二、“引成辞以明理”。前者即用古事，后者即用成语。他说“举人事”在“徵义”，“引成辞”在“明理”。可见用古事与用成语皆是为了使文章的内容更加鲜明可信。但在宋齐时，作者过于讲究用典，遂有全篇堆积古事和成语的作品，而无义可徵，无理可明。所以钟嵘著《诗品》极力反对用典，主张“直寻”，说用典是“补假”。他说“大明、泰始中，（大明为宋孝武帝刘骏的年号，泰始为宋明帝刘彧的年号。）文章殆同书抄”。他这话片面反对用典，不如刘彦和所说的道理通达全面。他二人所论的是诗文，这个道理自然可以通用于词曲。
词到南宋末年婉约派词风盛行，词家讲究谐声协律，同时也讲究用典。一般作者为之太过，自不免有如钟嵘所讥的。即豪放派辛弃疾亦所不免。辛弃疾的《永遇乐》词，用事太多，岳珂即对他提了意见，他当时虚心接受，将原词修改，但今传此词用事仍然不少。从此说来，一切文学表达情思应有一定的适当的方法，太过与不及都不能算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