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价值，我们由《研究宋词的绪论》，已略知梗概。在《宋词概观》里面，更分析地说明介绍了一个时代优秀不朽的作品及其作风。并且在下篇《宋词人评传》中，我们更要详细尽量介绍许多伟大的宋词作家。故关于宋词赞美的，如何有价值的批评，已经不必贅事讨论。但是，宋词便没有弊点吗？自然是有的。宋词的弊点，我们至少可以从宋词的颓废发现出来。
据我的观察，宋词有两个本体上的病根，有两个现象上的弊点。本体的病根是：
（一）音数的限制
拿诗歌来说，近体诗如律诗、绝句均有音数的限制。古体诗如古风乐府即篇幅长短自由，音数没有一定。所以要表现伟大的思想想象、丰富的情感，只能在古体诗里面抒写出来，近体诗是不可能的。词便与近体诗陷于同样的缺陷。词虽有小令、中调、长调长短不同，每一个调牌的音数，却是一定不易的。并且长调最长的如《莺啼序》之类，也不过二百馀字呢？所以想在词里面，表现一种复杂的思想情绪，或是叙述复杂的意境和事实，也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看《六一词》里面用《渔家傲》的调子来描写牛郎织女的故事，写了一首还表现不够，又写一首；还表现不够，又写了一首，叠合三首词牌，才表现一个完全的意境，不能在一首词里面表现出来，便可以发现词的音数限制的坏处了。我们常常读了一首词，觉意早已穷，而硬凑上几句无意义的话，而完成一个调子的。著名的词人姜白石便不免常有此病。又常有一首词，辞完了，还有许多意思应该表现，而篇幅不允许的。这都是音数限制的缺陷。
（二）声韵的限制
中国的各种文体，讲究声韵最严格的要算是词了。李清照云：“诗文只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音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去声韵，又押人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人声则不可歌矣。”这是何等严格的音律。因此，就是宋代词人的词，也往往不能协律了。音律严格，在音乐上本来是很需要的。而在文学上，为了迁就严格的音律，便不免削减许多意境，这又是一种缺陷。
（三）描写对象的狭隘
照上面宋词的分类，宋词所描写的对象不过是“别愁”、“情”、“恋爱”的几方面而已。我们不但不能在宋词里面发现和《孔雀东南飞》一样的长篇叙事诗来，就是杜工部、白香山那种描写平民痛苦的作品也没有。不但没有描写平民痛苦的作品，就是五七言律诗所能够抒写怀抱壮志的作品，也很难在宋词里面发现。这虽说是词的体裁不适宜于那样的描写，却可以证明词描写对象的狭隘。沈伯时说：“作词与作诗不同，纵花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要入闺房。”金元鼎说：“词以艳丽为工。”这更可证明词只是艳科。虽有苏轼辛弃疾辈打破词为艳科之目，起而为豪放的词，但当时舆论均说是别派，非是正宗。并且能豪放词者，有宋代也只有苏辛几个人呢。文学的对象，应该是人生的全部。宋词的描写乃只偏于最狭义最局部的贵族的人生，这不但不够读者的欣赏要求，也就十分限制了天才作家的发展。
（四）古诗辞意的模袭
词家多翻诗意入词，虽名流不免。如秦少游最著名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系用隋炀帝诗“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欧阳修的“泪眼问花花不语”，系本严恽诗“尽日问花花不语”；晏叔原《浣溪沙》“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头红烛夜呼卢”则本于韩翊诗“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仅仅改换两个字；苏轼的《点蜂唇》后半，全套汉武帝的《秋风辞》；辛弃疾的《贺新郎》全与李白《拟恨赋》相似；周邦彦则人家说他“颇偷古句”。这些都是有宋代第一流的词家，都不免翻“诗意”或“诗句”入词。《艺苑雌黄》还说是“名人必无杜撰语”。其实这种抄袭的模拟，正是宋词的大病。
宋词既然有了这种种的缺陷，加上晚宋讲究词派（或尊姜白石，或宗周邦彦，或学辛弃疾），讲究词法（如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之说，张叔夏“清空”“质实”之说），作品之陈腐，千篇一律，无非为前人作书记。其下者书记还不如呢！这正如晚唐西昆诗之发展一样，国家要亡了，而他们这些文人乃沉醉于象牙之塔，高唱他们的艳歌，不知时代是何物。这不是宋词的厄运最后的临到了吗？
由宋词蜕化到元曲，这些宋词的弊点都给元曲打破或改善了。元曲的最初的官本杂剧，即是以词牌重叠成套。如董颖《宫薄媚大曲》一套，史浩勋峰《大曲》有剑舞、采莲等七套（见《疆邨从书》，皆以数曲来代一人的言语，表示一个意义，或专叙一件故事，以补助词的音数限制的缺陷。到了后来由大曲变为董西厢及元人套数杂剧，竟连词牌也废去不用了。严格的声韵也解放了不少。至于描写的对象，那末，戏曲是综合的艺术，它所描写的是社会的一个历程或人生生活的一截段。无论喜剧悲剧，都包括在里面，描写的对象扩大得多了。描写的工具，他们也用的当时的白话。虽也不免用前人语，但不像宋词的袭模唐诗了。总归句，元曲是应宋词之弊而兴起，所以改善了宋词根本的不合用，和许多末流的弊点。我们但知词曲之递变，是由音乐的关系；不知道在文学体裁的变迁上，曲也应该代词而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