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的形成，约有四源：第一，是六朝以来尤其是南朝的小乐府；第二，是唐人的律诗、绝句；第三，是民间的新曲（《宋史·乐志》）说：“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又政和间乐府奏言：“燕乐之诸宫调多不正，皆里俗所传。”今人从敦煌收集的《云谣集杂曲子》，更是唐代民间流传的曲子；第四，在音乐方面，除原有的乐调外，有许多来自边疆民族的词调。这四个来源中，从形式和作法方面说，则唐人律、绝的影响要算是最直接的了。唐人唱律诗和绝句，起初是由乐工采取诗人的诗，加以裁截重叠，成为长短句，方始合律。至宣宗李忱时代，始有诗人按谱式为长短句者，如白居易有《忆江南》三首，刘禹锡题“春去也”二词曰“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即其明证。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最紊乱、最黑暗的时代。那时唐朝在黄巢起义以前，中央大权早已移于强豪军阀手中。自朱全忠（国号后梁，传二主凡十六年）篡位以后，李存勗（国号后唐，传四主凡十三年）、石敬瑭（国号后晋，传二主凡十一年）、刘知远（国号后汉，传二主凡四年）、郭威（国号后周，传三主凡九年），相继篡夺，这就是所谓五代。他们轮流占据中原地区，直到宋太祖赵匡胤才统一。此外，边区则有刘崇（国号北汉，传四主凡二十九年，据有太原十州）、王建（国号前蜀，传二主凡三十五年，据有川汉六十四州）、孟知祥（国号后蜀，传二主凡四十年，据有山南及剑南四十六州）、高季兴（国号荆南，传五主凡五十七年，据有荆、归、峡三州）、马殷（国号楚，传六主凡五十七年，据有湖南北十州）、杨行密（国号吴，传四主凡四十六年，据有江淮二十八州）、李昪（原名徐知诰，国号南唐，传三主凡三十九年，据有长江下流二十一州）、钱缪（国号吴越，传五主凡八十六年，据有浙东西十一州）、王审知（国号闽，传六主凡四十九年，据有闽中五州）、刘隐（国号南汉，传五主凡六十七年，据有岭南北四十七州），分别割地自主，这就是所谓十国。还有北方的契丹也乘隙侵入，燕、蓟十六州就是这时被石敬瑭割给契丹的。
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君互相争夺，在他们的统治区内，赋税苛重，兵役繁兴，甚至专以严刑重罚，杀人立威。当时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有时因战争关系，人民至于绝食，军士至于吃人。惟边区十国比中原安稳些，赋役也比较轻些，而江南与四川地方肥沃，生产力渐次发达，加以南唐与西蜀的国君颇爱文学，自能填词，所以文人才士都萃聚于这两处。西蜀词人最多，后蜀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共收词人十八家，词五百首，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为唐人外，大多敦是蜀人或游宦在蜀的。（只和凝是梁、唐、晋、汉、周五朝人，张泌是南唐人，孙光宪是荆南人。）南唐作家则无总集，然而影响宋代的词人却在南唐，如李后主煜及他的宰相冯延巳都是与北宋词有密切关系的人。我们于五代词人中应当特别注意他们二人。
五代、十国的紊乱如前所述，那时的词所反映的多是荒淫享乐的景象，反映人民生活、社会状况的，几乎没有。我们从统治者的荒淫享乐这一面，便可知被统治者痛苦的一面。又有些文人，因生当极乱的时代，无心也无法挽救统治者的堕落，又不能洁身而退，于是也以醇酒妇人陶醉自己，不知不觉便成了一般的风气。于是那时的词便都是用来描写男女相悦的情事，内容不出悲欢离合四字。但是他们各出心裁，用各种不同的写法来表达同样的主题，形成五光十色的景象。我们比较读来，在艺术上会看到许多表达情感的方式。并且齐、梁小乐府和民间歌曲以及唐人入乐的律、绝，本来多是描写男女情爱的，因之，五代的词可算是它们的继承者。还有一点，在五代的词中看不出作者个人的情思，只有其中少数人，例如南唐李后主，因为他先为国主，享受荣华，后来身遭亡国惨祸，所以他的一部分词中有国家兴亡之感；又如李珣，因为他的祖先是汉化的波斯人，不曾爬上最高政治舞台，所以他的一部分词中带有隐逸的气味。此外，还有李珣、欧阳炯的风土词，具有特殊地方风俗的色彩。这些都是在描写男女相悦之外扩大了词的视野的作品。
北宋初期的词仍离不了五代的风气，那时的词通常是士大夫燕客时歌唱来娱宾的，所以称词乐为燕乐。但是在这些作品中，有时也可把作者对政治的情绪和他的人生观连带流露出来。这就是后人所谓“流连光景，及时行乐”的情绪。这种情绪，从好的方面说来，是和《楚辞》中“恐年岁之不吾与”、“恐美人之迟暮”一样的。这是感觉人生倏忽，恐盛年一过，则所学、所志皆付之流水，愿及时有为的意思，不过直说嫌于自衒，故托之及时行乐。从坏的方面说来，就不免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思想了。这两种如何分别呢？那就得把作者的地位、行为、学术以及与当时政治的影响，各方面联系起来看，不能孤立地看。大概宋初词人都是士大夫阶层，他们都各有一肚皮的经济才（这原是经世济民的意思，至是否真能这样，乃另一问题，与现今所说的有所不同），但是实行起来，每每遇到挫折，就不免有些感慨。加之原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很多，始终是党同伐异，使有为之士不能久于其位，例如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虽居高位，都不免此。苏轼在那时是因反对新法病民，受党祸最烈的一人。与他交游的，如秦观、黄庭坚等也同陷入党祸之中，遭到贬谪而死。苏轼的词在北宋是一大家。他的词风就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把自己整个面貌、胸怀和学术都呈现出来。在宋初，词的品格是提高了，范围是扩大了，提高、扩大到和诗相等。同时有柳永，他这个人落拓不羁，功名不得志，因而生活放荡，专在勾栏中混，替妓女作了许多言情说爱的词给她们唱，他自己也与她们有了感情。他顺着五代抒写爱情的小令把词发展成长调。因为长调更比小令便于描写，所以他的词是长于铺叙的。在他的一些词中，也反映了北宋未乱以前社会经济的繁荣、市民生活的逸乐。他有首《望海潮》词，把杭州的都会繁荣写得很具体，甚至有人把金主亮的起兵南侵说成是因为听到唱这首词而引起垂涎。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但说明他的铺叙的能力是很高明的。他的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可能采用了人民口头语言，所以流行最广泛，人民都爱唱，那时就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一来也就把专供士大夫燕乐的词风大体上改变了。所以在词坛上与苏轼有对等的地位。一个是代表学人，一个是代表才人。一个是以豪放为主，一个是以柔丽为宗。一个把词拉上去与诗同等，一个为后来的曲开了门径。以后的词人不能越出这两派的范围，因之他两家可算是发展词体的代表。
填词在宋代已经从诗的领域中分割出一个疆土来，成为独立的文体，是新兴的文体，所以它能取得代表一个朝代文学的资格。在宋代，上自帝王，下至士庶，都能填词，影响所及，连金主完颜亮也能填词。由上述两大派中，又有滑稽一派产生。这种词，在苏、柳两家的作品中也有，两家以外的作者中如秦、黄诸人也都有一些。但以此出名的，如仁宗元祐间的王齐叟，徽宗政和间的曹元宠，皆以滑稽语有名于河朔。他们全用人民口语填词，内容又以滑稽调笑为主，而滑稽调笑是后来散曲成份之一，由此可知此派与元曲不无关联。它与里俗新曲为近，与文人学士的雅调不同，因此不为他们所重而流传极少。（这其中或许埋没了一些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作品，今已无从收集。但通俗的词，后来词人集中往往有之，可能是此派的余波。）论理，此时词的旧形式应有所变更，但除了上述两点外，无大改动，直至元曲家方始把新形式和新内容统一起来，因而元曲又与宋词分疆独立，在我国文学史上发出异彩。我们研究滑稽派之所以不能大变词体的原因，除不为文士所重外，旧的势力这时还很强，也是原因之一。旧派中的周邦彦既长文学，又善音律，他的词是与柳永相近的，所以后人把周、柳并称。他虽也写放荡生活，却大体上归之文雅，又音律谐切，技巧精工，因之他的影响在南宋最大。把他的词全部和作的有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即此可见他的影响之大了。滑稽派不能与之相敌。又当其时国势日衰，外族入侵，中原已成极乱之局，结果赵宋失掉了半壁河山，偏安江左。当时词家多为爱国热情所激动，填词便转人慷慨激昂的路数，滑稽词派也就被压倒。这种为爱国情绪所激动的词，是与苏轼的词派接近的。其中最显著的作者是辛弃疾，后人因此把苏、辛并称。在辛前有岳飞、张元干、叶梦得、朱敦儒诸人。辛弃疾本山东人，金人人侵，山东沦没。后来金主亮南侵被弑，金国内乱，山东义民起而反正。他是山东忠义军耿京的书记，奉耿命南归纳土。他虽想恢复中原，而南宋君臣偷安苟且，含耻忍辱，称臣称侄，献金献帛，一味求和，在宁宗开禧年同虽曾一度北伐，结果又因主战者韩侂胄无能而失败，从此不敢言战。辛弃疾的一生志愿便始终不曾实现。他的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慷慨激昂的；一类是悠游恬淡的。两类之不同，是由于他的一生出处无常。出则献身国事，填词多为慷慨之音；处则浮沉乡里，填词便有恬淡之趣。他与苏轼并不全同，大抵内容之富，苏尚不如他，这是两人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的缘故。我们可以称辛弃疾是词中豪杰，苏轼则只是学人而已。与辛弃疾时代相同的作家，如张孝祥、杜旟、陆游、陈亮等都有慷慨悲歌的词。这些人一方面是受时代的激动，一方面又是受了辛弃疾的影响，因此把词体更解放了。宋代词风，至此又一变。当南、北宋之间，还有一女词人李清照，这里可以附带提一提。后人论词，每喜把李清照同李煜并称为二李，原因是他们所遭遇的时代都是由盛而衰，都是经过国破家亡的惨痛，又都是能用寻常的语言表达深婉的情感。李清照词学甚深，在宋代词人中是能独树一帜者。虽一个是国主，一个不过是贵妇人，在词坛上是曾经取得同等地位的。
南宋末年，国力日削，那时文人的作品，大都气格衰飒，即有愤慨国事的，也都带悲凉意味。如宋未亡前之德祐太学生，宋亡后遗民中之张炎、刘辰翁、刘将孙、邓剡，被虏人中之文天祥、王清惠等，皆不能如辛弃疾之豪雄，正是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这时有些词人把爱国之情寄托在咏物之中，其中如王沂孙便最有名。他的词从技巧上说是长于比兴的，然而辞气不振，故宋亡以后，他不免屈节元朝。言为心声，于此可见。在他前后的作家，如姜夔、史达祖、周密、吴文英等，也还各有内容，各有成就；其他的人便不免专讲声音色泽之美了。从文学史整个过程来看，各种文体到了专讲求形式之美，便要僵化，词体到了这时，一般作者就渐归衰退，无甚可观了。
总结起来，词在唐、五代方始萌芽，体制短狭，内容简单，到了北宋渐次发展，苏、柳两家为主要人物。中间虽然出现滑稽一派，却是变而未成。周邦彦出而重整词体，他是与柳永相近的。辛弃疾出，更恢张词境，是近于苏轼的。自此以后，近周的有姜、史、王、吴等人，近辛的有张、杜、陆、陈诸家。从大体上考察，仍不出柔丽与豪放两大流派。但是以前的词家都认柔丽为正宗，豪放为别派，因为词体是以柔丽开宗的。我们现在研究起来，柔丽一派的词多是抒写才情，而豪放一派则可见作者的思想。柔丽派内容狭隘，往往局限于作者个人的生活，不如豪放派的恢宏，不当以后者为别派而轻视它。又宋代许多词人皆非专门词家，他们心目中认词为“小道”，每每以作诗的余力为词，故词体有“诗余”之称。有此二因，所以词中的社会意义和人民生活便显得比诗不如。然而在这方面有当说明的两点：一是被它的形式局限着，不如杜甫、白居易他们的新乐府，字句无定，可以任意发挥；二是被它的艺术性局限着，它是以比兴为主的，不如用赋体的可以明显叙说。因此，我们如果要知道词中所包含的人民生活和社会意义，有时要从它表现的反面，或者从它的文字之外去体会，以作者所处的时代去印证。以前文论家所谓“言外之意”，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便成了读词的方法。再者，南、北两宋词还有一大区别，就是：北宋词人不谙音律，词之人乐，皆由乐工，是先有调然后按调制词，故曰“填词”；南宋有名词人多善音律，能自制曲调，因之就音律精切而言，是北不如南的。在宋代，词是音乐文学。尽管它有本身的局限性，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的价值和地位，它是继承唐代乐府而来的，由它产生了宋代的歌舞剧，又由它过渡到元人的散曲和杂剧，它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