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两大诗人李白与杜甫，生既同时，交亦至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不必旁征博引，只翻一翻少陵诗集，看了他赠李白的诗就有十首之多(其他关于李白之诗尚不在此数内)。且不用说尽人皆知的《梦李白》二首是如何情文兼至，只看他“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四句，我们也应该觉察出两人非复寻常的朋情了。
《旧唐书·杜甫传》却说：
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头”之诮。
“饭颗山头”是怎的一回事呢？《韵语阳秋》上说：
李白论杜甫则日“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似讥其太愁肝肾也。
《鹤林玉露》则谓：
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
那么，我们诗坛上这两位巨头似乎也不免有“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也就是所谓“同行是冤家”的嫌疑了。
不过我总怀疑于太白那四句诗的真实性，虽然号称正史的《旧唐书》上已经那么明明地记载着。李、杜诗风格的确不同，依旧说，则前者是飘逸，而后者是沉郁；依近代之说，则一位像是“L'art pour l'art”一位像是“L'art pour la vie”。但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看来，凡生在同时而又是好友的大文人。作风却向来不一定一致；而这不一致却又并不妨害彼此的互相了解而缔结了至深的友谊的。所以即便是太白真地写了那么四句送老杜，也未必即是《韵语阳秋》与《鹤林玉露》之所谓的“讥”。吾人常常对于所至亲爱的人们开一个小玩笑，也就是所谓“爱之极，不觉遂以爱之者谑之”。至于老杜那两句“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我倒并不——而且也不能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必须得两个人的意见不同，才可以“细”论文吗？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一样地可以吗？用了一个“细”字．便说老杜是“讥”太白作品之欠于缜密，罗大经未免有点儿小气；也就是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然而我要说的还不在乎此。
我的一位好友常常对我说：“我总觉得太白仿佛对不起老杜似的：老杜为太白写了那么多的诗，而且又是那样的好，而太白却只写给了老杜一首。”是的，太白只写过一首诗给老杜，我没法替太白辩护。但是我却以为如不论量而论质，那一首诗的斤两也并不轻，虽然不一定抵得住老杜为太白写的十几首。口说无凭，举出便见。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旦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
也许有人以为这四十个字并不见得怎样的高明。可是我总觉得七、八两句，那气象之阔大、情绪之沉郁、意境之雄厚(恕我只能用这样抽象的字眼)，不但与李翰林平素飘逸的作风不同，简直和老杜一鼻孔出气。而老杜的《春日忆李白》则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之下，便该是前面所举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那两句了。通首读来，也并不是老杜平素的厚重的风格，而又很像太白一般地飘逸了。假使两个人交谊不厚，了解不深，怕不能息息相通地起了共鸣到如此的田地的。
况且老杜如果真个地不满意于太白之作风，而以为他有欠于缜密，何以劈头便说“白也诗无敌”呢？难道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手法，“将欲抑之，必姑扬之”吗？别人也许如此作，老杜却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试看他在成都之日，严武的威势，炙手可热，他一不满意，也还是破口大骂。假若他不满意于太白，又何必取那种“取”、“与”，“抑”、“扬”的手段呢？
两位作家的交谊，竟至影响到彼此作品的风格之相通，这就是我所谓“很有意义的”的一件事。
（原刊于天津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民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