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所刊出的十四篇“随笔”中，我们对于词之易于引发读者的衍义之联想的特质，以及张惠言和王国维二家对于衍义之评说的两种不同方式，都曾作了相当的讨论。在讨论中且曾引用西方之现象学、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和新批评等理论，对张、王二氏评词之两种不同方式的理论依据，分别作了探讨和说明。约而言之，则张惠言对词之衍义的评说，乃大都是以词中的一些语码为依据的；而王国维对词之衍义的评说，则大都是以词中所传达的感发之本质为依据的。张氏之评说大都属于一种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诠释，而王氏之评说则大都属于一种哲理性的诠释。张氏所依据的语码多重在类比的联想，似乎更近于“比”的性质；而王氏所依据的感发之本质则多重在直接的感发的联想，似乎更近于“兴”的性质。[1]这两种评词方式的角度与联想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却同样是产生于自作品之文本中所引申出来的一种衍义的联想作用。以上所言，乃是我对过去十四篇“随笔”中所曾讨论过的问题所作的一个极为概略性的总结。写到这里，我们的“随笔”本已经大可告一段落了。但我却还想藉此机会再说几句未了的话。
不知读者们是否还记得，我在“随笔”的第一篇《前言》中，原曾说明过我之所以要引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乃是因为近来国内年轻的一代正流行着一种向西方现代新潮去追寻探索的风气？而且我个人也以为如何将此新旧中西的多元多彩之文化加以别择去取及融会结合，正是今日处于反思之时代的青年们所当考虑的一项重要课题。因此我便不仅在此一系列的“随笔”中曾引用了若干西方的新理论；同时在1987年2月和1988年7月先后两次“唐宋词”和“古典诗歌”的欣赏讲座中，也都曾引用了不少西方的理论。当时曾有几位青年听众对我提出过一些性质相似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你所提及的这些西方理论，我们也都曾涉猎过，可是我们从来没想到把它们与中国古典诗歌联系起来，你是怎样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呢？”另一个问题是：“你讲的诗词欣赏，我们听了也很感兴趣，但这在实际生活中，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我以为是由于这些青年们虽然热衷于学习西方的新理论，但却对于自己国家的古典文化传统已经相当陌生。而这种陌生遂形成了要将中西新旧的多元多彩之文化来加以别择去取和融会结合时的一个重大的盲点。因此即使他们曾涉猎了一些新理论，也可以在言谈著作中使用一些新的理论术语，却并不能将这些理论和术语在实践中加以适当的运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我以为是由于他们之所谓“有用”，乃是只就眼前现实功利而言的一种目光极为短浅的价值观念。而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则并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世纪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册轰动一时的著作《美国人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作者在书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为美国今日的青年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而其结果则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危虑的现象。至于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我个人以为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关于这种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学也曾经有所论及。我在《三种境界与接受美学》一篇“随笔”中，已曾提出说：“按照西方接受美学中作者与读者之关系而言，则作者之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而且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所以读者的阅读，其实也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实在是最富于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的文学作品，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的传统。而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这自然是另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两件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这些年来之所以不断回来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都有所不足，恐怕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己而已。本来我还曾计划在讨论过词之特质及张惠言和王国维二家的词论以后，再提出一些词例来作一点实践的评赏工作，以期对文本之潜能与读者的感发和再创造的关系作一点更为细致深入的讨论和发挥，但现在我却决定将“随笔”就在此告一结束。至于词例的欣赏，则我于1987年春的一次“唐宋词欣赏”的系列讲座，对许多名家的词例都已曾作过相当的评说，而且当时的讲演录音已由朋友们加以整理成文稿，即将于最近出版，还有当时的录影也已整理出版。凡我在“随笔”中所谈到的一些空洞而且支离破碎的理论，都将在那些讲稿及录影与录音中得到实践的、具体的、而且较为系统化的说明。
1988年9月18日
[1] 除去“比”和“兴”两种评词方式以外，我认为还有另一类词是适合用“赋”的方式来评说的。请参考本书收录拙作《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