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则“随笔”中，当我们讨论王国维“三种境界”之说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那就是西方的接受美学一方面既曾公开地提出了读者之联想可以背离作品原意的自由，而另一方面却又曾提出说一切联想都应以原来的文本（text）为依据。因此我们一方面虽承认了王国维以“三种境界”来评说晏殊诸人之小词的自由的联想，而另一方面我们就还要为他的这种富于创造性的一己之联想，在他所评说的那些小词的文本中找到依据。
本来我们早在《感发之联想与作品之主题》一则“随笔”中，已曾提出过王氏之以联想说词，主要乃是以作品中所传达的一种感发作用之本质为依据的。王氏之以“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说李璟的《山花子》一词，其所依据者乃是文本中所传达的感发之本质；王氏之以“三种境界”说晏殊诸人的小词，其所依据者也仍是作品在文本中所传达的感发之本质。只不过前者所说与李璟词全篇之意旨有可以相通之处，因此王氏之所说乃充满了肯定的口吻；而后者所说则只是断章取义，与原词全篇之意旨并不相合，因而王氏所说乃充满了不肯定之口吻。只不过若就其断章的文本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其间也仍是有感发作用为之依据的。先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几句文本。首句之“昨夜”，表现了一种新来的转变；“西风”表现了一种肃杀的扫除一切的力量；“碧树”则表现了浓阴的荫蔽；而句中的“凋”字则表现了此种浓阴之荫蔽已因西风之吹扫而凋落。如果我们若只就这七个字在本句中表面一层的意思来看，其所写者自然只是秋风中草木的凋零；然而若就其与下面二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所写的高楼望远之情意的呼应而言，反而正是这种绿树之荫蔽的凋落，才给有心登高望远的人开拓出了一片天高地迥的广阔的眼界。继之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高楼”之形象既表现了一种崇高感，而“天涯路”则表现了瞻望之广远。“独上”二字又表现了一种孤独的努力。“望尽”二字则表现了一片怀思期待之情。若从这几句所表现的感发作用之本质来看，我们便可发现这种在寂寥空阔脱除障蔽之后的登高望远的情意，原来与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对高远之理想的追寻向往之情，在本质上原也是有着可以相通之处的。所以王氏乃以“第一种境界”来说这几句词，这种说法与原词全篇之意旨虽然未必相合，然而如果仅就这几句词断章取义来看，则王氏之所说在其文本所传达的感发之本质方面，便原来亦自有其可以依据者在。再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两句文本。这两句词表面也只是写对于所爱之人的相思怀念之情而已。上句的“衣带渐宽”与下句的“人憔悴”相呼应，极写其相思怀念之苦。而上句的“终不悔”则直指向下句的“为伊消得”，重点完全在“为伊”二字，极力表现出此“伊”人之为不可代替的相思怀念的对象，“憔悴”是“为伊”，“终不悔”也是“为伊”。本来写相思怀思之情也原是小词中常见的主题，只是这两句词对于所爱之人既写得如此不可代替，对于怀思之情也写得如此无法弃置，因此就其感发之本质而言，遂使之俨然有了一种如屈《骚》中所写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境界。而这种专一执著殉身无悔的精神自然是成大事业大学问之人在其追寻理想的艰苦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情操。是则王氏的“第二种境界”之联想，若就此二句词在文本中所传达的感发之本质而言，也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至于第三例之文本“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原词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原词作“却在”），灯火阑珊处”三句词，则本是写经过长久寻觅之后，蓦然见到自己所爱之人的一种惊喜之情。首句“众里寻他千百度”写寻觅的长久和辛苦，次句“回头蓦见”写果然见到时的意外的惊喜，三句“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那人”二字与前一词例中之“为伊”二字同妙，都表现了其所怀思所追寻者之为不可替代的对象。而“正在灯火阑珊处”则表现了此一对象之迥然不同于流俗，也表现了真正理想的寻获，其可贵的境界必不在于声色迷乱的场所。像这种在爱情方面的追寻与获得的经历和感受，对于追求大事业大学问者而言，在本质上自然也是有着可以相通之处的。[1]
以上我们既然对王氏“三种境界”之说在文本中的依据也已经作了探讨，现在我们就更可以充分肯定地说，王氏之以联想说词是以作品之文本所传达的感发作用之本质为依据的。所谓“感发作用之本质”，这是我自己所杜撰的一个批评术语。我以为对作品中“感发作用之本质”的掌握，乃是想要理解王国维词论中的“境界”及“在神不在貌”诸说的一个打通关键的枢纽。关于此种“本质”之重要性，早在《作为评词标准之境界说》一则“随笔”中，我已曾提出说王氏之所谓“境界”并不指作品所表现的作者显意识中的主题和情意，而是指“作品本身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又在《要眇宜修之美与在神不在貌》一则“随笔”中，也曾提出说：“就读者而言，除去追寻其显意识的原意以外，也还更贵在能从作品所流露的作者隐意识中的某种心灵和感情的本质而得到一种感发。”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王氏之词论乃是以作品中所传达的“感发作用之本质”为依据的。而且我以为这种超过作品表面显意识的一层情意更体认到作品深一层的感发之本质的说词方式，与西方现代的一些理论也颇有暗合之处。即如西方存在主义及现象学所发展出来的所谓“意识批评家”（critics of consciousness），他们就曾提出一个批评术语，称为“经验的形态”（patterns of experience），指作者某种基本心态在作品中的流露。[2]即如王氏所提出的“三种境界”之说，或“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说，此在作者显意识中，虽然都不见得有这种明显的用意，然而这些词句的文本却于无意中流露了作者心态的一种基本样式，因此遂自然含有一种感发的力量，也就是我所说的一种感发之本质。因此这种感发所引起的读者的联想，虽然不必是作品显意识中的主题意义之所在，但却与作者的心灵感情之品质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以为这也就正是王国维何以一方面既曾说“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而另一方面却又说“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的缘故。
至于如何掌握这种感发之本质，当然一切都当以作为表达之符号的文本为依据。在前几则“随笔”中，我们于讨论李煜之《相见欢》词中之“林花谢了春红”及“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诸句时，已曾举出“春红”的品质之美，及“朝暮风雨”之口吻的普遍包举所形成的感发力量之强大；又于讨论李璟《山花子》词中“菡萏香销翠叶残”二句时，曾经提出过“菡萏”与“荷花”二词之意义虽相近而予人之感受则有所不同，这种差别在感发作用中遂传达出不同的效果。当时我曾提出了所谓“细读”的方式。其实近代西方符号学对于语言符号之品质结构的探讨，已经有了较西方新批评之所谓“细读”更为精密的理论。他们把对于这种精密的品质和结构的研究称为“显微结构”（micro-structures）[3]。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时，当然还不知道有所谓“经验形态”与“显微结构”之说，然而王氏在说词时所重视的以联想说词的方式，却实在正显示了他对于“文本”之品质与结构所传达的感发之本质，有一种极精微的辨认和掌握的能力。而且王氏所掌握的小词中之富于感发作用的特质，无疑的乃是五代宋初之小词的一种最高的成就。王氏词论所蕴涵的敏锐的感受和辨识的能力，是极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
1987年11月30日
[1] 关于“三种境界”之说，请参看拙著《谈诗歌的欣赏——〈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一文，见《迦陵论词丛稿》。
[2] 关于所谓“patterns of experience”，请参看美国拉瓦尔（Sarah N. Lawall）所著之《意识批评家》（Critics of Consciousness）一书。
[3] 关于所谓“micro-structures”，请参看艾柯（Eco Umberto）所著之《符号学的一种理论》（A Theory of Semiotics）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