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总论

词体的形成,约有四源:第一,是六朝以来尤其是南朝的小乐府;第二,是唐人的律诗、绝句;第三,是民间的新曲(《宋史·乐志》)说:“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又政和间乐府奏言:“燕乐之诸宫调多不正,皆里俗所传。”今人从敦煌收集的《云谣集杂曲子》,更是唐代民间流传的曲子;第四,在音乐方面,除原有的乐调外,有许多来自边疆民族的词调。这四个来源中,从形式和作法方面说,则唐人律、绝的影响要算是最直接的了。唐人唱律诗和绝句,起初是由乐工采取诗人的诗,加以裁截重叠,成为长短句,方始合律。至宣宗李忱时代,始有诗人按谱式为长短句者,如白居易有《忆江南》三首,刘禹锡题“春去也”二词曰“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即其明证。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最紊乱、最黑暗的时代。那时唐朝在黄巢起义以前,中央大权早已移于强豪军阀手中。自朱全忠(国号后梁,传二主凡十六年)篡位以后,李存勗(国号后唐,传四主凡十三年)、石敬瑭(国号后晋,传二主凡十一年)、刘知远(国号后汉,传二主凡四年)、郭威(国号后周,传三主凡九年),相继篡夺,这就是所谓五代。他们轮流占据中原地区,直到宋太祖赵匡胤才统一。此外,边区则有刘崇(国号北汉,传四主凡二十九年,据有太原十州)、王建(国号前蜀,传二主凡三十五年,据有川汉六十四州)、孟知祥(国号后蜀,传二主凡四十年,据有山南及剑南四十六州)、高季兴(国号荆南,传五主凡五十七年,据有荆、归、峡三州)、马殷(国号楚,传六主凡五十七年,据有湖南北十州)、杨行密(国号吴,传四主凡四十六年,据有江淮二十八州)、李昪(原名徐知诰,国号南唐,传三主凡三十九年,据有长江下流二十一州)、钱缪(国号吴越,传五主凡八十六年,据有浙东西十一州)、王审知(国号闽,传六主凡四十九年,据有闽中五州)、刘隐(国号南汉,传五主凡六十七年,据有岭南北四十七州),分别割地自主,这就是所谓十国。还有北方的契丹也乘隙侵入,燕、蓟十六州就是这时被石敬瑭割给契丹的。

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君互相争夺,在他们的统治区内,赋税苛重,兵役繁兴,甚至专以严刑重罚,杀人立威。当时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有时因战争关系,人民至于绝食,军士至于吃人。惟边区十国比中原安稳些,赋役也比较轻些,而江南与四川地方肥沃,生产力渐次发达,加以南唐与西蜀的国君颇爱文学,自能填词,所以文人才士都萃聚于这两处。西蜀词人最多,后蜀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共收词人十八家,词五百首,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为唐人外,大多敦是蜀人或游宦在蜀的。(只和凝是梁、唐、晋、汉、周五朝人,张泌是南唐人,孙光宪是荆南人。)南唐作家则无总集,然而影响宋代的词人却在南唐,如李后主煜及他的宰相冯延巳都是与北宋词有密切关系的人。我们于五代词人中应当特别注意他们二人。

五代、十国的紊乱如前所述,那时的词所反映的多是荒淫享乐的景象,反映人民生活、社会状况的,几乎没有。我们从统治者的荒淫享乐这一面,便可知被统治者痛苦的一面。又有些文人,因生当极乱的时代,无心也无法挽救统治者的堕落,又不能洁身而退,于是也以醇酒妇人陶醉自己,不知不觉便成了一般的风气。于是那时的词便都是用来描写男女相悦的情事,内容不出悲欢离合四字。但是他们各出心裁,用各种不同的写法来表达同样的主题,形成五光十色的景象。我们比较读来,在艺术上会看到许多表达情感的方式。并且齐、梁小乐府和民间歌曲以及唐人入乐的律、绝,本来多是描写男女情爱的,因之,五代的词可算是它们的继承者。还有一点,在五代的词中看不出作者个人的情思,只有其中少数人,例如南唐李后主,因为他先为国主,享受荣华,后来身遭亡国惨祸,所以他的一部分词中有国家兴亡之感;又如李珣,因为他的祖先是汉化的波斯人,不曾爬上最高政治舞台,所以他的一部分词中带有隐逸的气味。此外,还有李珣、欧阳炯的风土词,具有特殊地方风俗的色彩。这些都是在描写男女相悦之外扩大了词的视野的作品。

北宋初期的词仍离不了五代的风气,那时的词通常是士大夫燕客时歌唱来娱宾的,所以称词乐为燕乐。但是在这些作品中,有时也可把作者对政治的情绪和他的人生观连带流露出来。这就是后人所谓“流连光景,及时行乐”的情绪。这种情绪,从好的方面说来,是和《楚辞》中“恐年岁之不吾与”、“恐美人之迟暮”一样的。这是感觉人生倏忽,恐盛年一过,则所学、所志皆付之流水,愿及时有为的意思,不过直说嫌于自衒,故托之及时行乐。从坏的方面说来,就不免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思想了。这两种如何分别呢?那就得把作者的地位、行为、学术以及与当时政治的影响,各方面联系起来看,不能孤立地看。大概宋初词人都是士大夫阶层,他们都各有一肚皮的经济才(这原是经世济民的意思,至是否真能这样,乃另一问题,与现今所说的有所不同),但是实行起来,每每遇到挫折,就不免有些感慨。加之原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很多,始终是党同伐异,使有为之士不能久于其位,例如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虽居高位,都不免此。苏轼在那时是因反对新法病民,受党祸最烈的一人。与他交游的,如秦观、黄庭坚等也同陷入党祸之中,遭到贬谪而死。苏轼的词在北宋是一大家。他的词风就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把自己整个面貌、胸怀和学术都呈现出来。在宋初,词的品格是提高了,范围是扩大了,提高、扩大到和诗相等。同时有柳永,他这个人落拓不羁,功名不得志,因而生活放荡,专在勾栏中混,替妓女作了许多言情说爱的词给她们唱,他自己也与她们有了感情。他顺着五代抒写爱情的小令把词发展成长调。因为长调更比小令便于描写,所以他的词是长于铺叙的。在他的一些词中,也反映了北宋未乱以前社会经济的繁荣、市民生活的逸乐。他有首《望海潮》词,把杭州的都会繁荣写得很具体,甚至有人把金主亮的起兵南侵说成是因为听到唱这首词而引起垂涎。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但说明他的铺叙的能力是很高明的。他的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可能采用了人民口头语言,所以流行最广泛,人民都爱唱,那时就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一来也就把专供士大夫燕乐的词风大体上改变了。所以在词坛上与苏轼有对等的地位。一个是代表学人,一个是代表才人。一个是以豪放为主,一个是以柔丽为宗。一个把词拉上去与诗同等,一个为后来的曲开了门径。以后的词人不能越出这两派的范围,因之他两家可算是发展词体的代表。

填词在宋代已经从诗的领域中分割出一个疆土来,成为独立的文体,是新兴的文体,所以它能取得代表一个朝代文学的资格。在宋代,上自帝王,下至士庶,都能填词,影响所及,连金主完颜亮也能填词。由上述两大派中,又有滑稽一派产生。这种词,在苏、柳两家的作品中也有,两家以外的作者中如秦、黄诸人也都有一些。但以此出名的,如仁宗元祐间的王齐叟,徽宗政和间的曹元宠,皆以滑稽语有名于河朔。他们全用人民口语填词,内容又以滑稽调笑为主,而滑稽调笑是后来散曲成份之一,由此可知此派与元曲不无关联。它与里俗新曲为近,与文人学士的雅调不同,因此不为他们所重而流传极少。(这其中或许埋没了一些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作品,今已无从收集。但通俗的词,后来词人集中往往有之,可能是此派的余波。)论理,此时词的旧形式应有所变更,但除了上述两点外,无大改动,直至元曲家方始把新形式和新内容统一起来,因而元曲又与宋词分疆独立,在我国文学史上发出异彩。我们研究滑稽派之所以不能大变词体的原因,除不为文士所重外,旧的势力这时还很强,也是原因之一。旧派中的周邦彦既长文学,又善音律,他的词是与柳永相近的,所以后人把周、柳并称。他虽也写放荡生活,却大体上归之文雅,又音律谐切,技巧精工,因之他的影响在南宋最大。把他的词全部和作的有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即此可见他的影响之大了。滑稽派不能与之相敌。又当其时国势日衰,外族入侵,中原已成极乱之局,结果赵宋失掉了半壁河山,偏安江左。当时词家多为爱国热情所激动,填词便转人慷慨激昂的路数,滑稽词派也就被压倒。这种为爱国情绪所激动的词,是与苏轼的词派接近的。其中最显著的作者是辛弃疾,后人因此把苏、辛并称。在辛前有岳飞、张元干、叶梦得、朱敦儒诸人。辛弃疾本山东人,金人人侵,山东沦没。后来金主亮南侵被弑,金国内乱,山东义民起而反正。他是山东忠义军耿京的书记,奉耿命南归纳土。他虽想恢复中原,而南宋君臣偷安苟且,含耻忍辱,称臣称侄,献金献帛,一味求和,在宁宗开禧年同虽曾一度北伐,结果又因主战者韩侂胄无能而失败,从此不敢言战。辛弃疾的一生志愿便始终不曾实现。他的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慷慨激昂的;一类是悠游恬淡的。两类之不同,是由于他的一生出处无常。出则献身国事,填词多为慷慨之音;处则浮沉乡里,填词便有恬淡之趣。他与苏轼并不全同,大抵内容之富,苏尚不如他,这是两人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的缘故。我们可以称辛弃疾是词中豪杰,苏轼则只是学人而已。与辛弃疾时代相同的作家,如张孝祥、杜旟、陆游、陈亮等都有慷慨悲歌的词。这些人一方面是受时代的激动,一方面又是受了辛弃疾的影响,因此把词体更解放了。宋代词风,至此又一变。当南、北宋之间,还有一女词人李清照,这里可以附带提一提。后人论词,每喜把李清照同李煜并称为二李,原因是他们所遭遇的时代都是由盛而衰,都是经过国破家亡的惨痛,又都是能用寻常的语言表达深婉的情感。李清照词学甚深,在宋代词人中是能独树一帜者。虽一个是国主,一个不过是贵妇人,在词坛上是曾经取得同等地位的。

南宋末年,国力日削,那时文人的作品,大都气格衰飒,即有愤慨国事的,也都带悲凉意味。如宋未亡前之德祐太学生,宋亡后遗民中之张炎、刘辰翁、刘将孙、邓剡,被虏人中之文天祥、王清惠等,皆不能如辛弃疾之豪雄,正是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这时有些词人把爱国之情寄托在咏物之中,其中如王沂孙便最有名。他的词从技巧上说是长于比兴的,然而辞气不振,故宋亡以后,他不免屈节元朝。言为心声,于此可见。在他前后的作家,如姜夔、史达祖、周密、吴文英等,也还各有内容,各有成就;其他的人便不免专讲声音色泽之美了。从文学史整个过程来看,各种文体到了专讲求形式之美,便要僵化,词体到了这时,一般作者就渐归衰退,无甚可观了。

总结起来,词在唐、五代方始萌芽,体制短狭,内容简单,到了北宋渐次发展,苏、柳两家为主要人物。中间虽然出现滑稽一派,却是变而未成。周邦彦出而重整词体,他是与柳永相近的。辛弃疾出,更恢张词境,是近于苏轼的。自此以后,近周的有姜、史、王、吴等人,近辛的有张、杜、陆、陈诸家。从大体上考察,仍不出柔丽与豪放两大流派。但是以前的词家都认柔丽为正宗,豪放为别派,因为词体是以柔丽开宗的。我们现在研究起来,柔丽一派的词多是抒写才情,而豪放一派则可见作者的思想。柔丽派内容狭隘,往往局限于作者个人的生活,不如豪放派的恢宏,不当以后者为别派而轻视它。又宋代许多词人皆非专门词家,他们心目中认词为“小道”,每每以作诗的余力为词,故词体有“诗余”之称。有此二因,所以词中的社会意义和人民生活便显得比诗不如。然而在这方面有当说明的两点:一是被它的形式局限着,不如杜甫、白居易他们的新乐府,字句无定,可以任意发挥;二是被它的艺术性局限着,它是以比兴为主的,不如用赋体的可以明显叙说。因此,我们如果要知道词中所包含的人民生活和社会意义,有时要从它表现的反面,或者从它的文字之外去体会,以作者所处的时代去印证。以前文论家所谓“言外之意”,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便成了读词的方法。再者,南、北两宋词还有一大区别,就是:北宋词人不谙音律,词之人乐,皆由乐工,是先有调然后按调制词,故曰“填词”;南宋有名词人多善音律,能自制曲调,因之就音律精切而言,是北不如南的。在宋代,词是音乐文学。尽管它有本身的局限性,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的价值和地位,它是继承唐代乐府而来的,由它产生了宋代的歌舞剧,又由它过渡到元人的散曲和杂剧,它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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