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则“随笔”中，我们曾论及张惠言诸人之所以能自温庭筠《菩萨蛮》词之“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及“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诸句，引发一种屈《骚》之喻托的联想，主要乃是由于温词中所使用的语汇如“蛾眉”、“画眉”、“簪花”、“照镜”之类，都带有某种历史文化背景，这一类语汇由某些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之阅读修养的读者看来，遂成为了可以传递喻托之信息的一种语码。正如张惠言所说的“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张氏就正是从这些“微言”的语码中，获致其喻托之感动的。不过，我们在上次的“随笔”中却也曾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些与温氏及张氏具有相同阅读背景之修养的人，却对张氏的喻托之说也曾纷纷提出了批评的异议。即如刘熙载在其《艺概·词概》中，就曾经说：“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便是只承认温词艺术之“精妙”，而并不承认其有任何托意者。又如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也曾谓：“固哉，皋文之为词也（按皋文即张惠言字）。飞卿《菩萨蛮》……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则是对张惠言谓温词有托意之说，明白地提出了异议。再如李冰若在其《栩庄漫记》中，更曾谓：“张氏《词选》欲推尊词体，故奉飞卿为大师，而谓其接迹《风》、《骚》，悬为极轨。以说经家法，深解温词，实则论人论世，全不相符。”又云：“飞卿为人具详旧史，综观其诗词，亦不过一失意文人而已。宁有悲天悯人之怀抱？……以无行之飞卿，何足以仰企屈子？”则更进一步说明了其所以不同意张惠言的托意之说，乃是由于温庭筠的“为人”“无行”，“论人论世，全不相符”之故。而这种争议，遂牵涉文学批评中的一项重大问题，那就是作者人品之高低是否可以作为衡量其作品价值高低之准则的问题。关于此一问题，我以前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于论及王氏早期杂文中他对于衡量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价值观念和《人间词话》之评赏态度与评说方式时，都曾讨论及之。此外我在《迦陵论诗丛稿·后叙》中，对此一问题也曾有所论述。我之所以屡次论及此一问题，一方面固由于其本为文学批评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撰写以上诸文稿时，西方现代派之批评理论原曾在台湾盛行一时，而此一派之重要理论大师如艾略特（T. S. Eliot）及卫姆塞特（W. K. Wimsatt Jr.）诸人，则曾大力提倡“泯除作者个性”（inpersonality）及作者原意谬论（intentional fallacy）之说，坚决主张诗歌批评以作品本身中所具含之形象（image）、结构（structure）及肌理（texture）等质素为依据，而不当以作者之为人传记为依据。这种理论对于中国一向喜欢把作者人格之价值与作品之价值混为一谈的传统文学批评而言，自无异为一当头棒喝，因此乃引起了我对于此一问题的反思。私意以为中国旧传统之往往不从作品之艺术价值立论，而津津于对作者人格之评述的批评方式，虽不免有重点误置之病；但西方现代派诗论之竟欲将作者完全抹杀，而单独只对其作品进行讨论的批评方式，实亦不免有褊狭武断之弊。因为无论如何作者总是作品赖以完成的主要来源和动力。就以西方现代派诗论所重视的意象、结构与肌理等质素而言，又何尝不是完全出自作者的想象与安排。所以对作者之探索与了解，永远应该是文学批评中的一项重要课题。而且近日西方所流行的较现代派更为新潮的现象学派的文学批评，也已经注意到了对作者过去所生活过的时空的追溯和了解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普莱特（Georges Poulet）就曾认为批评家不仅应细读一位作家的全部著作，而且应尽量向作家认同，来体验作家透过作品所有意或无意流露出来的主体意识。我以为现代派批评所提出的对作品本身之语言意象的重视，与现象派批评所提出的对作者主体意识的重视，二者实不可偏废。就张惠言之词论而言，其由温词某些语汇而引起的所谓“兴于微言，以相感动”的屈《骚》托意之说，在内容思想虽属于旧传统的道德观念，但其重视由语言及意象所引发之联想的“兴于微言”之批评方式，则实在与西方现代派诗论更为相近。而刘熙载、王国维、李冰若诸人之从温氏之为人而反对张氏之说，其自“知人论世”之观点而欲推寻作者原意的主张，则似乎与西方现象学文学批评之重视作者之主体意识的观点更为相近。现在我们就将从后一观点，对温词之有无喻托之意，略作一些探讨。
温庭筠之为人，据史传所载自不足以“仰企屈子”，然而其词之语汇，却有许多引人生屈《骚》托意之联想的语码（code）。关于此种现象之形成，我以为有两种可能：其一，可能仅只是一种偶合。因为早期的词既多为歌筵酒席之艳歌，因此其内容自不免多为对美女与爱情之叙写，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又早有以美人为托喻的传统，且常以女子之无人赏爱喻托为才人志士之不得知用。自屈原《离骚》以迄曹植《杂诗》之“南国有佳人”诸作，便都是此一种传统的证明。以温庭筠之阅读背景，他对于此一传统自必极为熟悉，因之对此一传统的语汇自然也极为熟悉。于是在他写小词中的美女与爱情之时，便也自然而然使用了其中的某些语汇，而却全然不必有喻托之用心。这自然也是一种可能。其二，则温氏虽不足以“仰企屈子”，然而在其内心中却也确实蕴涵有某种“文人失志”之悲慨。这在他的诗集中也可以得到不少证明。如其《感旧陈情五十韵》及《开成五年秋……书怀一百韵》等皆可为证。盖温氏之为人，一方面虽然如史传及笔记所载，不免于“士行尘杂”，“薄于行，无检幅”，但其平生仕宦之不得意，也可能有某种因政治而被摈斥之原因。即如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后，宰相王涯等皆被族诛，而温氏乃写有《题丰安里王相林亭》诗二首，对王涯之死表示了悼念和感慨。又如开成三年（838）庄恪太子被废黜且于不久后暴卒，温氏也曾写有《庄恪太子挽歌词》二首。而且《全唐文》曾载有温氏为国子助教时《榜国子监》之榜文，其中曾述及“进士某某……所纳诗篇，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不敢独专华藻，并仰榜出，以明无私”云云，凡此种种，本文不暇遍举，但温氏之恃才傲物，触犯时忌之情形，已可略见一斑。然则其小词中之或者果然有如张惠言所说的一种“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托喻，自亦非绝无可能。不过，张氏的喻托之说却始终不能完全取信于人，我以为这其间实在还应牵涉有另外一些问题。其一是一般文人失志的牢骚感慨是否一概可以被称为“喻托”的问题。关于此点，常州派后起的词论家周济对此曾提出过一些看法，我在《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一文中，曾归纳周氏之言，以为“他提出了寄托的内容主要当以反映时代盛衰为主，虽然反映之态度可以有多种之不同：或者为事前的‘绸缪未雨’，或者为虑乱的‘太息厝薪’，或者为积极的‘己溺己饥’，或者为消极的‘独清独醒’，而总之都有时代的盛衰作为背景，有‘史’的意义，可以为后人‘论世之资’”，而不仅只是个人一己的牢骚感慨而已。此所以李冰若之《栩庄漫记》乃谓温氏“亦不过一失意文人而已”，而反对张氏以温词拟比屈《骚》的托喻之说。这是我们所当辨明的第一个问题。其二是张氏之说往往过于拘狭沾滞，即如其谓温氏之十四首《菩萨蛮》“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遂被《栩庄漫记》讥为“以说经家法，深解温词”，王国维亦谓张氏之说为“深文罗织”。甚至大力主张词中寄托之说的詹安泰，在其《论寄托》一文中，也曾批评张氏对温词之评说，谓其“似此解词，未免忽略其为人，而太事索隐”。因此如何掌握对寄托之解说的分寸，乃是我们应当辨明的第二个问题。其三是温氏之词所用之语汇，虽往往因其与历史文化传统有暗合之处，而引人产生托喻之想，但在叙写之口吻方面，却极少有直接的属于主观意识之叙述，因此温词所予人者大多为客观之美感及语汇之联想，而并不属于直接之感发。所以张氏谓温词为有喻托，其不尽能取信于人者，虽由于张氏之说过于拘执，而同时也由于温词本身原不能从直接感发予人以深切感动之故。这是我们所应辨明的第三个问题。
总之，清代常州派词论如张惠言诸人对词所作的“衍义”之诠释，虽然就语言学中联想轴作用之理论，也可以有其成立之理由，但在实践方面则仍有不尽能完全取信于人之处。我于多年前所写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一文，对之曾有更详尽之探讨，读者可以参看。至于现在所写的“随笔”，则不过是因为我想要把张惠言对词所作的“衍义”之说，与王国维对词所作的“衍义”之说，二者略加比较，因将张氏之说稍加简介，下次“随笔”我们就将开始讨论王国维的“衍义”之说了。 [1]
1987年1月24日
[1] 张、周二家之说及其矛盾之处，本文未暇评论，请参看《迦陵论词丛稿》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