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起源者，以张惠言之说最为简当。张氏《词选序》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名曰词。”盖唐代以诗入乐，诗句齐整，而乐谱参差，以词就谱，必加衬字，久之，感其不便，于是或出于乐工之请求，或由于诗人之自愿，依乐谱之音律，作为长短句之新词，以便歌唱，所谓“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温庭筠传》），而词体遂兴。
此种新体裁，时人称之为“曲子词”，后遂简称为“词”，其取名并无深意。《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此自指语词之词，段玉裁所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词体最初取名，与此无关。后人或以词体蕴藉，恰与“意内言外”之旨相通，遂附会其说。始于宋陆文圭《山中白云词序》，至张惠言而大畅其旨，于是意内言外之义，遂为论词者所宗，而中晚唐词人作词之时，固未曾有此念存于胸中也。（词始于中唐，世传李白诸词，乃后人伪托，近人辨之已明。）
中晚唐、五代及北宋初年之词，仅有小令，其句法尚多与诗相近。如《生查子》似两首押仄韵之五言绝句合成，《玉楼春》似两首押仄韵之七言绝句合成，《鹧鸪天》则如两首押平韵之七绝，仅下半阕第一句易七字句两个三字句耳。此外，《浪淘沙》、《临江仙》、《虞美人》、《菩萨蛮》诸调，亦皆由五七言诗句增损凑合而成，每句中平仄之配合，亦多与律诗相同，尚无更精严之规律。及宋仁宗之世，慢词肇兴，其后周邦彦、万俟雅言、姜夔等，均精于音律，创制新调，于是词之句法繁复变化，而句中四声之配合，阴阳之分，上去之辨，亦谨严密栗，有时故为拗折之声，以表激荡怨抑之情，遂益与律诗句调相违，迥异于初期之小令。其音律最严者，如《暗香》之结句“几时见得”（姜夔词），“两隄翠匝”（吴文英词），一句四字，兼备四声（上平去入），其中上去入三仄声字，皆不能互易，易之则不合律矣。词非但辨四声也，又当辨声之轻重清浊。张炎称其父《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深”字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重清浊之分。（张言《词源》）此中精严之处，皆律诗所未有。词中押韵，亦不容疏忽。仄声调上去入三声均可选用，而有必须用入声韵者，《词林正韵》历举二十余调，考之宋人词，虽未尽合，然若姜夔之《暗香》、《疏影》、《琵琶仙》、《凄凉犯》诸调，音响健捷激枭，所谓“以哑觱篥吹之”者，则断应用入声韵。其用上去韵者，自是通叶，而亦稍有差别。如《秋宵吟》、《清商怨》亦单押上声；《翠楼吟》、《菊花新》亦单押去声；复有一调中某句必须押上，必须押去者；有起韵结韵皆宜押上，皆宜押去者。古人谓“诗律伤严近寡恩”，实则诗律尚不甚严，词律严密之处，真如申韩之法，不容假借。词本诗之支与流裔，故一名诗馀，然其后滋生发展，自具体貌，历是愈久，演变愈多，俨然附庸之邦，蔚为大国矣。
抑词之所以别于诗者，不仅在外形之句调韵律，而尤在内质之情味意境。外形，其粗者也；内质其精者也。自其浅者言之，外形易辨，而内质难察。自其深者言之，内质为因，而外形为果。先因内质之不同，而后有外形之殊异。故欲明词与诗之别，及词体何以能出于诗而离诗独立，自拓境域，均不可不于其内质求之，格调音律，抑其末矣。人有情思，发诸楮墨，是为文章。然情思之精者，其深曲要眇，文章之格调词句不足以尽达也，于是有诗焉。文显而诗隐，文直而诗婉，文质言而诗多比兴，文敷畅而诗贵蕴藉，因所载内容之精粗不同，而体裁各异也。诗能言文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文之所能言，则有因体裁之不同，运用之限度有广狭也。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者，词遂肇兴。兹所谓别创新体者，非必一二人有意为之，乃出于自然试验演变之结果。词之起源，上已言之，不过由于中唐诗人，就乐谱之曲折，略变整齐之诗句，作为新词，以祈便于歌唱而已。故白居易、刘禹锡诸人之词，其风味与诗无大异也。及夫厥端既开，作者渐众，因尝试之所得，觉此新体有各种殊异之调，而每调中句法参差，音节抗坠，较诗体为轻灵变化而有弹性，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一二天才，专就其长点利用之，于是词之功能益显，而其体亦遂确立。譬如温庭筠、韦庄，均兼能诗词，温词如《更漏子》之凄迷蕃艳：
玉炉香，红腊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韦庄如《荷叶杯》之幽婉缠绵：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其境界均非二人诗中所有。苟当时无此种体裁，则此种情思境界亦将无从尽量表达。用五七言诗表达最精美深微之情思，至李商隐已造极，过此则为诗之所不能摄，不得不逸为别体，亦如水之脱故流而成新道，乃自然之势。其造始也简，其将毕亦钜，万事往往如斯，此固非中唐诗人略变五七言诗为长短句以便歌唱者之所料矣。故自其疏阔者言之，词与诗为同类，而与文殊异；自其精细者言之，词与诗又不同。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诗尚能敷畅而词尤贵蕴藉。王国维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此其大别矣。
词之所言，既为人生情思意境之尤细美者，故其表现方法，如命篇、造境、选声、配色，亦必求精美细致，始能与其内容相称。今析而论之，词之特征，约有四端。
一曰其文小 诗词贵用比兴，以具体之法表现情思，故不得不铸景于天地山川，借资于鸟兽草木，而词中所用，尤必取其轻灵细巧者。是以言天象，则“微雨”“断云”，“疏星”“淡月”；言地理，则“远峰”“曲岸”，“烟渚”“渔汀”；言鸟兽，则“海燕”“流莺”，“凉蝉”“新雁”；言草木，则“残红”“飞絮”，“芳草”“垂杨”；言居室，则“藻井”“画堂”；“绮疏”“雕槛”；言器物，则“银釭”“金鸭”，“风屏”“玉钟”；言衣饰，则“彩袖”“罗衣”，“瑶簪”“翠钿”；言情绪，则“闲愁”“芳思”，“俊赏”“幽怀”。即形况之辞，亦取精美细巧者。譬如亭榭，恒物也，而曰“风亭月榭”（柳永词），则有一种清美之境界矣；花柳，恒物也，而曰“柳昏花暝”（史达祖词），则有一种幽约之景象矣。此种铸辞炼句之法，非但在文中不宜，即在诗中多用之，犹嫌纤巧，而在词中则为出色当行，体各有所宜也。因此，词中言悲壮雄伟之情，亦取资于微物。姜夔过扬州，感金主亮南侵之祸，作《扬州慢》词曰：“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又曰：“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废池乔木”、“波心”、“冷月”，均微物也。姜夔痛南宋国势之日衰，曰：“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八归》）“啼鴂”亦微物也。辛弃疾之作，最为豪放，其《摸鱼儿》词，痛伤国事，自慨身世，而其结句云：“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仍托意于“危栏”“ 烟柳”等微物，以发其激宕怨愤之情，盖不如此则与词体不合矣。今更举一例：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穹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秦观《浣溪沙》）
此词情景交融，珠明玉润，为秦观精品。今观其所写之境，有“小楼”，楼内有“画屏”，屏上所绘者为“淡烟流水”，又有“宝帘”，挂于“小银钩”之上，居室器物均精美细巧者矣。时则“晓阴无赖”，“轻寒漠漠”，阴曰“晓阴”，寒曰“轻寒”，复用“无赖”“漠漠”等词形容之。楼外有“飞花”，有“丝雨”，飞花自在，而其轻似梦，丝雨无边，而其细如愁。取材用意，一句一字，均极幽细精美之能事。古人谓五言律诗四十字，譬如士大夫延客，着一个屠沽儿不得。余谓此词如名姝淑女，雅集园亭，非但不能着屠沽儿，即处士山人，间厕其中，犹嫌粗疏。惟其如此，故能达人生芬馨要眇不能自言之情。吾人读秦观此作，似置身于另一清超幽迥之境界，而有凄迷怅惘难以为怀之感。虽李商隐诗，意味亦无此灵隽。此则词之特殊功能。盖词取资微物，造成一种特殊之境，借以表达情思，言近旨远，以小喻大，使读者骤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诵之而得隽永之趣也。
二曰其质轻 陈子龙论词曰：“其为体也纤弱，明珠翠羽，犹嫌其重，何况龙鸾。”盖其文小，则其质轻，亦自然之势也。诗词非实物，固不能以权衡称量，然吟讽玩味之，其质之轻重，较然有别。且所谓质轻者，非谓其意肤浅也，极沉挚之思，表达于词，亦出之于轻灵，盖其体然也。兹举例以明之。亲友故旧，久别重逢，惊喜之余，疑若梦寐，此人之恒情。杜甫《羌村》诗叙乱后归家之情曰；“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歔。”结句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沉痛而量极重，读之如危石下坠。至如晏几道《鹧鸪天》词，叙与所欢女子久别重遇，则曰：“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其情与杜甫《羌村》诗中所写者相似，而表达于词，较杜之诗，质量轻灵多矣。惟其轻灵，故回环宕折，如蜻蜓点水，空际回翔，如平湖受风，微波荡漾，反更多妍美之致，此又词之特长。故凝重有力，则词不如诗，而摇曳生姿，则诗不如词。词中句调有修短之变化，亦有助于此。
三曰其径狭。 文能说理叙事，言情写景；诗则言情写景多，有时仍可说理叙事；至于词，则惟能言情写景，而说理叙事绝非所宜。此虽因调律所限，然与词体之特性亦有关系。苏轼、辛弃疾为运用词体能力最大者，苏词有说理之作，如：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乾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满庭芳》）
辛词亦有说理之作，如：
蜗角斗争，左触右蛮，一战连千里。君试想，方寸此心微，总虚空并包无际。喻此理，何言泰山毫末，从来天地一稊米。嗟小大相形，鸠鹏自乐，之二虫又何如。记跖行仁义孔丘非，更殇乐长年老彭悲。火鼠论寒，冰蚕语热，定谁同异。
（《哨遍》）
读之索然无味，适足以证明其试验之失败。又经史子及佛书中辞句，皆可融化于诗，而词则不然。古书辞句，有许多不宜于入词者。辛弃疾熔铸之力最大，其词中，《论》、《孟》、《左传》、《庄子》、《离骚》、《史》、《汉》、《世说》、《文选》、李杜诗，拉杂运用，然如“最好五十学《易》，三百篇《诗》”（《婆罗门引》），“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迟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兮牛羊下”。（《踏莎行》）终非词中当行之作。宋代词人多用李长吉、李商隐、温庭筠诗，盖长吉、温、李之诗，秾丽精美，运化于词中恰合也。六朝人隽句，用于词中，乃有时嫌稍重，故如李清照词用《世说》“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为恰到好处。此可以细参其轻重精粗之分际兮。盖词为中国文学体裁中最精美者，幽约怨悱之思，非此不能达，然亦有许多材料及辞句不宜入词。其体精，故其径狭，王国维所谓词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言诗之所能言也。
四曰其境隐 周济谓吴文英词如“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扶玩无斁，追寻已远”，言其境界之隐约凄迷也。实则不但吴文英词如是，凡佳词无不如是。若论“寄兴深微”，在中国文学体制中，殆以词为极则。诗虽贵比兴，多寄托，然其意绪犹可寻绎，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内，意寄八荒之表，号为“归趣难求”。然彼本自有其归趣，特以时代绵远，后人不能尽悉其行年世事，遂“难以情测”耳。若夫词人，率皆灵心善感，酒边花下，一往情深，其感触于中者，往往凄迷怅惘，哀乐交融，于是借此要眇宜修之体，发其幽约难言之思，临渊窥鱼，若隐若显，泛海望山，时远时近，作者既非专为一人一事而发，读者又安能凿实以求，亦惟有就己见之所能及者，高下深浅，各有领会。譬如冯延巳（或作欧阳修）《蝶恋花》词：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了归来，不道春将暮，香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
或谓其有“忠爱缠绵”之意（张惠言），或谓其为“诗人忧世”之怀（王国维），见仁见智，持说不同，作者不必定有此意，而读者未尝不可作如是想。盖词人观生察物，发于哀乐之深，虽似凿空乱道，五中无主，实则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读者但能体其长吟远慕之怀，而有荡气回肠之感，在精美之境界中，领会人生之至理，斯已足矣。至其用意，固不必沾滞求之，但期玄赏，奚事刻舟。故词境如雾中之山，月下之花，其妙处正在迷离隐约，必求明显，反伤浅露，非词体之所宜也。
就以上四端，词之特性及其所以异于读者略可睹矣。
或曰：晚清人论词，贵重、拙、大。子之所言，无乃与此相戾乎？曰：重、拙、大之说，所以药浮薄纤巧之弊也。吾之所论，就词之本质而言，重、拙、大之说，就词之用笔而言，二者并行而不悖。譬如上文所举辛弃疾词“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其文虽小，而用意用笔固极重大也。又如晏几道词：“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其质虽轻，而情思固极沉挚也。相反相成之美，惟俟知言者味之。
或又曰：如子所言，词之为体，似只宜写儿女幽怨，若夫忧时爱国，壮怀激烈，则无能为役矣。曰：天下事固不若是之单简也。余之所论，仅就词体之源而阐明其特质，神明变化，仍视乎作者如何运用之。岳飞抱痛饮黄龙之志，力斥和议之非，愤当时群小误国，己志莫明，其词曰：“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又曰：“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小重山》）辛弃疾雄姿英发，志图恢复，愤朝廷用之不尽，不能驱逐胡虏，建树伟业，故其词云：“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文天祥尊夏攘夷，百折不屈，备尝艰险，杀身成仁，其词云：“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满江红》）此三公者，光明俊伟，千载如生，其壮怀精忠，苦心孤诣，均借要眇蕴藉之词体曲折达出，深婉沉挚，无叫嚣偾张之气。如犹以为是为未足，即最豪壮者，词亦能之。张元幹《石州慢》云：“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张孝祥《水调歌头》云：“猩鬼啸篁竹，玉帐夜分弓。少年荆楚剑客，突骑锦襜红。千里风飞雷厉，四校星流慧扫，箫斧挫春葱。谈笑青油幕，日奏捷书同。”陆游《谢池春》云：“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诸词均大声镗鞳，激扬壮烈，然就词之意境韵味论，不及前所引岳飞等三公之作，故词人所重，在彼而不在此。盖豪壮激昂之情，宜用于演说时，以激发群众一时之冲动，若诗则可以供人吟咏玩味，三复不厌，而词体要眇，尤贵含蓄，故虽豪壮激昂之情，宜出之以沉绵深挚。豪壮之情，可激于一时之义愤，而沉挚之情，须赖平日之素养。豪壮之情，譬诸匹夫之勇，而沉挚之情，则仁者之大勇也。自古忠义之士，爱国家，爱民族，躬蹈百险，坚贞不渝，必赖一种深厚之修养，绝非徒恃血气者所能为力。最高之文学作品，即在能以精美之辞达此种沉挚之情，若喊口号式之肤浅宣传文字，殆非所尚。词中佳作，往往貌似柔婉，中实贞刚。世人论文天祥，每赏其《正气歌》，实则其《满江红》词“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二语，辞婉意决，孤忠大节，尽见于中。若徒能重豪宕之作，遇词中佳品，视为柔靡，此非但见其欣赏力之薄弱，亦正见其情感之无修养，只能偾张而不能深挚也。
词体之所以能发生，能成立，则因其恰能与自然之一种境界，人心之一种情感相应合而表达之。此种境界，此种情感，永存天壤，则词即永久有人欣赏，有人试作。以天象论，斜风细雨，淡月疏星，词境也；以地理论，幽壑清溪，平湖曲岸，词境也；以人心论，锐感灵思，深怀幽怨，词境也。凡真正词人及有词之修养者，其表现于为人及治学，均有特征。其为人也，必柔厚芳洁，清超旷逸，无机诈之心，鄙吝之念。如晏几道仕宦连蹇，而不肯一依贵人之门，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黄庭坚《小山词序》）；姜夔体貌清莹，望之若神仙中人，虽内无儋石储，而每饭必食数人，性孤僻，尝遇溪山清绝处，纵情深诣，人莫知其所入，若夜深星月满垂，朗吟独步，每寒涛朔吹，凛凛迫人，夷犹自若也。（张羽《白石道人传》）皆足以代表词人之行性。其治学也，必用思灵敏，识解深透，能心知其意，而不滞于迹象。如王国维考据之业，世所推崇，其见解似新奇，实平易，能发千载之秘，而又极合于情理之自然，其运用证据，灵活确切，其文章爽朗澄洁，引人入胜。考据之文，本易沉闷，而吾人读《观堂集林》，则如读小说，娓娓忘倦。盖王氏本词人，其词极佳，举《蝶恋花》为例：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王氏用词意治考据，故能深透明洁，卓越一代。今人颇推尊王氏《人间词话》，而能欣赏其《人间词》者已少，能知其用词意治考证者尤少。然王氏考证之作，精思入神，灵光四射，恰为其词才词意在另一方面之表现，不明此旨，无以深解王氏也。（世亦有仅具文学之天才，而不长于理智之思考者，故余非谓词人尽能为学者，惟以王氏为例，证明有词人之天才而作学术之研究，自有其超卓之处也。）
再就中西诗体比较论之，尤可说明词之特性，及其在文学上之地位。中西诗源流不同，发展各异。西洋诗导源希腊，重史诗及剧曲，剧曲之中，尤重悲剧，故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惟论史诗与悲剧，于抒情诗屏弃不道。抒情诗希腊亦有之，其流甚微。至14世纪，意大利诗人彼得兰克出，抒情诗始渐兴。至18与19世纪之间，浪漫派文学起，抒情诗含华敷荣，盛极一时。中国诗自古即重抒情，《诗经》中佳篇多抒情之什。屈宋之作，体裁虽变，亦均抒情。惟汉赋摹写物象，于抒情为远，故其流不畅。魏晋以降之赋，仍返于抒情。六朝五言诗，唐代古近体诗，五代两宋之词，元明之散曲，莫非抒情之作。即元明杂剧与明清传奇，亦不过抒情的剧曲而已。希腊式之史诗与剧曲，中国无之。中国抒情诗特别发达，故因情感之不同，分为各种体裁，有赋，有古诗、律诗、绝句，有词，有曲。西洋抒情诗则无精细之分体，然各种风格情韵，亦均具备。举英国诗为例：密尔顿之《乐》与《忧》二诗，似吾国之六朝小赋。雪莱之《西风歌》，似吾国之七古。华兹华茨之商籁体诗，似吾国之律诗。白朗宁之戏剧式的抒情诗，似吾国元明清之剧曲。至如济慈及罗色蒂兄妹之诗，则似吾国之词，而罗色蒂所作《生命之屋》一百零一首，芳徘幽怨，凄迷灵窈，每一吟讽，宛如读吾国秦观、晏几道诸小令。盖感情之物，中西不异，幽约怨悱之情思境界，中国人有之，西洋人亦有之，故中国有词，西洋亦有济慈、罗色蒂诸人之诗。惟中国之词特立为一种体裁，枝叶扶疏，发展美盛，西洋未能如此耳。济慈及罗色蒂兄妹诸人，如生于中国，必为词人，可与秦观、晏几道、李清照相伯仲，此固可推知也。
余以上所言，非为词宣扬辩护，不过说明此种文学体裁之特性及其地位。余非敢谓天下之美尽在于词，亦非敢强天下人皆读词作词，然词在中国文学中自有其价值。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生而具精美要眇之情感者，自能与词相悦以解，视为安心立命之地。而此种灵思美感，如再加以深厚之修养，施于为人及治学方面，亦均有卓异之造诣。天下事并行不悖，殊途同归，词为人心物象之一种表现，而达于美与善之一种途径，斯则本文所论述之要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