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唐诗是中国五、七言古今体诗的高峰。
这座高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七世纪初建国到八世纪中叶安史叛乱之前这一百多年，唐帝国的经济一直是上升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即使在安史乱后，由于南方的开发与南北交通保持畅通，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顿下来。这个社会，正是整个唐代文学艺术的温床。此其一。其次，由“五胡十六国”极其纷扰混乱的局面到隋唐统一，是一个国内各民族由斗争而融合的过程。国内各民族的融合，还加上当时日趋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都使得各阶级阶层的生活变得丰富复杂，为作家们的修养和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养料和素材。其三，在长期南北分裂以后建立起来的唐帝国，对各种思想，也和对各族文化一样，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例如儒释道三教就是始终并存的，虽然有的时候也因入主的好恶。不免轩轾。因此，唐人思想比较活泼，言行较少拘束。这就为诗歌创作和流行提供了方便，从而形成了唐诗的群众性基础。大家都爱写诗，爱读诗。这，对于唐诗的发达，诗人的成长，是不可能不发生积极作用的。其四，唐帝国为了巩固其统治，制定和执行了通过科举从庶族地主中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打破高门大族对仕途的垄断。进士是科举中最贵重的，而进士的考试以诗赋为主要内容。这种决定士子前途的考试和因之而派生的行卷之风，也直接促进了诗歌的创作。最后，就诗歌本身而论，经过八代先驱者的努力，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绝诗也基本上跨越了它们的试验阶段，足供唐代诗人自由采用。前辈们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充分表现了汉语之美的多种样式，都使得他们易于借鉴昔贤，驰骋才力，发抒性灵，来扩大诗的反映面，提高诗的表现力。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唐诗盛况空前，后难为继。
以下，试将唐诗的流变勾画一个轮廓。
自公元618年唐帝国建立后，最初三十余年，诗坛上仍旧弥漫着梁陈余风。形式上讲究调声、隶事和内容上沿袭宫体，是其主要特征。只有王绩在追踪晋宋间独来独往因而不免于寂寞的陶渊明。他虽以此为后世所称叹，但在当时，也同样是寂寞的。
武则天于公元655年立为皇后。在她当政时期，唐诗开始呈现了自己的面貌。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和杜审言等，陆续登坛。这些人，在当时封建秩序以及道德规范、审美观念逐渐恢复正常的基础之上，改造了宫体诗，并继承了南朝诗人对于诗形的研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包括律化了的绝句——小律诗)，完善了七言古体。经过他们的努力，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变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转变为明快清新。
同时，陈子昂却走着与这些人在方式上看来相反，而在效果上相成的道路。四杰等用改造宫体诗的方法结束了“六代淫哇”，而陈子昂则从汉魏风骨中汲取养素来开辟唐诗的疆域。他是一位能够把握住对超现实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执着这一基本矛盾，并且用新的语言和形象来加以表现的诗人，上承阮籍、曹植，下开李白、杜甫。
如果承认唐诗是中国诗的高峰，那么，就不能不进而承认：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
从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712—762)，这半个世纪通常称为盛唐。但在公元755年安史乱前和乱后，诗坛的面貌是并不一样的。在这次战乱以前，诗人们在其创作中都发散着强烈的浪漫气息。或者表现为希企隐逸，爱好自然，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隐士；或者表现为追求功名，向往边塞，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侠少。这，实质上也就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的千差万别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面貌。
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的许多作品，都极为成功地描绘了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这种诗使人脱离现实斗争，但对于热中奔竞、趋炎附势者流，也具有清凉剂的作用，而其所提供的自然美的享受则是不可替代的。这些人是以写田园山水诗得名的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的后继者，气象的浑穆或有不及，而措语的精深华妙则有过之。其后的韦应物、柳宗元在这方面是他们的追随者。
但王维却在描摹自然、歌颂隐逸之外，还曾将其诗笔扩展到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在另外许多同样成功的篇章中，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进取精神和悲壮情怀。王维在高蹈者孟浩然等和进取者高適、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之间，恰好是一座桥梁。所以有些评论家就一方面将其与孟浩然相提并论，合称王孟；而另一方面又将其与高適等相提并论，合称王、李、高、岑。当然，这种提法也包含有对诗歌样式的考虑在内。王维是兼有五、七言古今体之长的，而王孟并提，偏指五律；王、李、高、岑并提，则偏指七古。
集中反映了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精神的，是出自王、李、高、岑等人之手的边塞诗。这类诗篇，塑造了许多边庭健儿的英雄形象。诗人们歌颂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却并不无原则地讴歌战争，往往还反对开边。在写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痛苦时，也反映了战争对广大人民和平生活的干扰和破坏。这些诗交织着英雄气概与儿女心肠，极悲凉慷慨、缠绵宛转之情。其源出于鲍照、刘琨，更上一点，还可以追溯到建安作家群，虽然那时写边塞的作品还很缺少爱情成分。
借诗中隐士和侠少的形象来说明安史乱前的浪漫倾向，并不等于认为当时诗歌中所反映的仅止于这两类人的生活，也决非那些诗人描写的题材如此狭窄。否则，许多繁丽的社会风光和莽苍的边塞景色会出自佛教徒王维和道教徒李颀笔下，而著名的七绝组诗《从军行》和《长信秋词》乃是王昌龄一人的手笔，就不免费解了。
但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却不能不推李白。自从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后人又尊为诗仙，这就构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李白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人和诗具有他人所无的超现实性。这是可悲的误会。事实上，没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是超现实的，李白何能例外？开元、天宝时代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以包含希冀的痛苦或欢欣来摇荡心灵，酝酿歌吟。李白却既毫不掩盖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又相成的。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活动于开元、天宝时代的重要诗人，除孟浩然外，大都死于乱后。他们都经历了这场由于统治者的昏聩荒淫而造成的地方军阀叛乱。在乱前，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社会表面的安定繁荣所迷惑，一意追求自适其适的浪漫生活，乱后却丧失了过那种生活所凭依的许多条件，就转为意志消沉，再也唱不出热烈高昂或悠游自在的歌了。而另外少数人，则乱前原就比较清醒，在朝野沉酣中，对潜在的严重危机已有预感。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环境使他们受到锻炼、教育，使他们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也产生了希望，使他们终于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坚决地站出来，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哀乐而歌唱。杜甫，就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即使在大局极端危急的情况之下，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其所具有“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高妙艺术手段，又足以充分地将这种高贵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在我国诗坛上，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这就是后人尊之为诗圣，将其作品尊为诗史的理由。
李诗大源出于《楚辞》，杜诗大源出于《诗经》和汉乐府，二人又在不同方面受到《文选》很深的影响。安史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在诗歌创作方面，显示了盛唐之所以为盛。
代宗大历时期(766—779)的作者，由于生活在一个遭受了极大破坏的社会里，物质精神两方面都未免贫乏。他们既不能如杜甫那样，在困厄之中依然奋发，所以便继承了王维、刘长卿诸人作品中适合于他们生活情调的那一部分，而着眼用力于写日常生活。时序的迁流、节物的变化、人事的升沉离合等方面的描绘，贯串于悯乱哀时的情绪之中，便形成大历诗歌的基调。诗人们对这些方面具有特殊的敏感，寄以沉重的感慨，体物甚是工致，抒情颇为深刻，因而其作品富有人情味。那是一个从恶梦中醒来却又陷落在空虚的现实里因而令人不能不忧伤的时代，诗人们具有这样的心情，是不足为异的。钱起、郎士元、李端、韦应物、司空曙、卢纶、戴叔伦、李益等的作品，虽然各有自己的个性，却都带有这种烙印。而韦应物之澄澹，李益之悲慨，尤为后人所称赏。
由德宗到穆宗约计四十余年，这时，一度中衰的诗坛又逐渐重振旗鼓。其中宪宗元和时期(806—820)最为兴盛，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虽然自居易所说“新体”可能仅指以自己为代表的那一类诗，然而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元和新体主要指两个诗派：一派以白居易为首，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为羽翼；另一派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为羽翼。其源都出于杜甫。从此以后，杜甫在祖国诗坛上的影响就变得非常突出，而且历久不衰。
白派诗人对杜甫的继承侧重在他敢于正视现实、抨击黑暗这一方面，并且进一步努力使自己的语言变得更为通俗流畅，生动感人。他们的乐府叙事诗，无论在题材的广阔上，或组织的复杂上、风格的平易上都有所发展，因而容易为读者所爱好和接受。与此相反，韩派诗人则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富于创造性的精神，而特别致力于在杜甫胸中笔下还没有来得及开拓的境界。在内容上，他们写险怪，写幽僻，写苦涩，写冷艳，甚至写凶狠。在形式上，他们以散文句法入诗，并且大量使用一些非前人诗中所习见的词语。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创造，迫使人们同意诗是可以这样写的。这个愿望，到了宋朝，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获得了部分诗人的承认。在韩派中，李贺在意境和语言上的创新显得比他家更为突出。除了这两大派之外，柳宗元、刘禹锡也是这一时期有成就的诗人。柳诗峻洁而清腴，模山范水之篇，上承谢灵运。刘诗简炼而沉着，讽刺时政之作，下启苏东坡。
文宗到宣宗(827—859)的三十余年里，是杜牧和李商隐活跃的时代。杜牧出于杜、韩，而在风格上将清新峻拔熔为一炉方面有新的发展，这正适合于表达他诗中较为丰富的政治抱负和激情。李商隐则尤长于七律，在这种样式已经杜甫作了多方面开拓之后，还有可喜的发展。他以精心的结构、瑰丽的语言、沉郁的风格发抒自己的身世之感、宗国之哀，足以接席杜甫而无愧。虽然有时措意过深，不免晦涩难懂，和李贺一样被人所诟病，但懂与不懂，不单是作者一方面的问题，读者也有一个正确对待和习惯于新的表现手法的问题。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情思才力，都比不上李，但其轻艳的作风对唐末诗人颇有影响。
懿宗即位以迄唐亡(860—906)，诗人虽多，成就不大。其间不少作者，追踪元白，以通俗的语言反映社会问题，如杜荀鹤、罗隐、于濆、聂夷中等；还有一些人则以凄婉轻艳的风格伤悼乱离，如司空图、吴融、韩偓、韦庄等。而皮日休和陆龟蒙则每于吟咏个人生活的悠闲时，显出不忘世事的沉痛，有异于其他作家。但这些人都无法和他们的前辈较量。到了北宋，五七言古今体诗才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
以上，是对唐诗流变的一个挂一漏万式的叙述，聊供读者参考。
时代与时代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从主体看，盛衰、高下的差别当然是存在的。但就每一位诗人来说，却总有一些很好的或较好的作品，足供后人欣赏。这部《唐诗鉴赏辞典》就旨在介绍唐诗之精华。它搜集了一百九十多位诗人的一千一百余篇作品，出自大家、名家之手，流传万口的名篇，固然都在网罗之列；同时，也选采了许多不见录于一般选本的遗珠。这样，就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唐诗的风貌。这是值得重视的。至于赏析文字颇多胜解，而且清晰明了，繁简适中；正文之外，又附录了唐诗研究参考书目等多种有用的资料，也颇有特色，颇为可取。
总之，这是一部有益的书。它反映了我国唐诗研究者近年来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这本书将获得读者的欢迎，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