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58年前的病人，现在还在联系我，感谢我。”获得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的北京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主任医师马玙已近九十高龄，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间，她一直在结核病防治领域深耕，从事诊治、科研和教学工作。在结核这种最难缠的传染病面前，马玙“一站”就站到了今天。
“很坦率地说，作为一名临床大夫，得到最美科技工作者的称号，我有点不好意思。作为临床医生，我的主要工作是诊治病人，和纯搞科研的人不能比，我在实验室做的科研工作，主要也是为我们临床研究建立如血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有辅助诊断价值的技术。”在长年投身一线工作的马玙心里，“科技工作者”这五个字沉甸甸的。
1955年，从学校毕业的马玙被分配到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工作。虽然名义上属于北京，但是研究所的实际位置是在当时还算偏远东郊的通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结核病疫情十分严峻，在各类传染病中又是出了名的难医顽疾。在这项注定艰辛甚至存在被感染风险的事业面前，马玙没有退缩，更没有逃避，结核病这个研究方向从此成了她毕生的志业。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搞研究都是‘逼’出来的。”回忆起自己的科研工作，马玙感慨道。
在马玙刚参加工作的二十世纪中叶，全球对结核病可用的治疗方法不多。“灵丹妙药”无处去讨，在结核治疗当中，耐药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概念。有的病人耐一种药，还有很多病人耐多种药，甚至有些病人因为经历过不规范治疗出现全耐药。在为病人做诊断时，传统的细菌学方法是在培养基上研究病原体的耐药性，这种方法实验流程长，获取结果慢，不能及时为建立治疗方案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为了提升诊断效率，马玙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建立了使用基因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来检测各种药物相应的耐药相关基因，给诊断耐药、及时调整治疗方针带来了很大便利。
临床科研“双肩挑”的马玙，也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授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马玙当上了博士生导师。基础扎实、年轻有为的研究生们来到马玙身边，也为实验室注入了新的活力。实验室的规模扩大了，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在马玙的指导下，研究生们承担了大量工作，成了探索前沿的主力，中国结核病防治、研究的重任就这样传递了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在我很多的研究生基础研究的水平都比我高多了。”马玙开心地说。
马玙回忆起三四十年前，国际交流当中一件难忘的事情：有位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教授曾到马玙团队的实验室参观，看到中国研究人员对各种抗结核药物耐药相关基因的研究成果，参观者拿出了照相机。当马玙问他为何要拍照时，这位美国教授回答说，他要让自己那些总是抱怨研究条件差的学生看看，中国人是怎么在这么小的实验室里做着这么前沿的研究工作的。
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转瞬即逝，如今的科研条件好了很多，但人类和结核病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结核杆菌不断产生耐药，和新药研发持久竞逐，用马玙的话来说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马玙也提醒说，在这场长期奋斗当中，结核病防治的十字方针并没有变，那就是治疗要坚持：早期、（多药）联合、足量、全程、规律，这十个字的实践不只需要医生的叮嘱和投入，还需要病人的坚持与配合。“在结核病治疗当中，医生、护士乃至患者都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马玙说。
这条战壕，马玙已经守了六十多年。（实习记者孙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