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患者培养出来的，尤其我们中医大夫，越到老了经验越多一点。”记者在天津中医药大学见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时，他刚结束附属医院每周固定的门诊，缓步走出诊室。
从医50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临床，担任领导岗位之后也坚持每周3个半天门诊。刚刚当医生时，张伯礼白天在渤海之滨的公社卫生院看病，骑着自行车出诊；晚上在土房里研读医经典籍，整理诊案记录心得。1979年，张伯礼考取天津中医学院中医内科研究生，后师从国医大师阮士怡，开始在岐黄之道上的深耕探索。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医药学科如何继承和创新，如何与现代科技结合，是张伯礼始终如一的努力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伯礼就展开了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开展中医舌诊客观化研究，开拓了舌象色度学和舌底诊研究方向；开展血管性痴呆系统研究，制定了分型标准和诊治方案；明确了中风病证候和先兆症动态演变规律，建立了综合治疗方案；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科技部中药现代化负责人，主持制定了全国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进入21世纪，他又将目光投向中医方剂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连续承担了3个973计划项目研究，创建了组分中药研究方向，带领科研团队建立了6万余个组分的中药组分库，以及包括中药组分化学信息、活性及安全信息的检索系统；开拓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的研究，历时8年攻关，完成30多个中药品种的二次开发，使年销售额过亿元的中药品种从两个增加到13个，核心技术推广应用于全国19个省市近百家企业，培育了数百个中药大品种集群，推动了中药制药技术升级换代。
张伯礼认为，提升中医药的国际竞争力，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标准化、数据化，必须改变中医就是老先生“问诊号脉开药汤”的刻板印象，让“望闻问切”有可靠的现代科技支撑，让中药的疗效通过成分、药效、药理、安全性等科学数据来验证。为此，他又组织了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开展中医药关键技术仪器装备研发研究。
在诊室，张伯礼是医生，脱下白大褂站上讲台是教师，进了实验室又是研究者，在中央各部委的咨询活动中，他又是战略家。他经常说，一流的医生应该坐下来会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考，进了实验室能科研。“我给学生讲课时候经常提到，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就是聪明的人，因为你犯一次错误，可能就会给患者带来很多痛苦。所以医生要善于培养自己的悟性，悟性就是思考，就是总结，就是升华。”
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袁隆平、钟南山、叶培建等25位科技工作者代表回信，提出殷切期望。作为25位科技工作者代表之一——张伯礼收到回信，很受鼓舞：“作为一名中医药科技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能够得到党和国家的征召，投身抗疫前线，发挥中医药优势，为临床救治、疫情防控贡献力量，这是莫大的信任和鼓舞，给了我巨大的精神能量和工作动力。”
作为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张伯礼大年初三随中央指导组赴武汉，直至4月16日回到天津，在武汉前线抗疫整整81日。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千方百计抢救每一个患者。亲历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的生动实践，体验了科技攻关是战胜疫情的支撑力量。
疫情初期，张伯礼向中央指导组建议：严格隔离四类人，漫灌中药汤。得到中央指导组采纳。网格式大排查后，对隔离的确诊、疑似、发热、密接四类人，普遍服用中药，抢得了治疗先机：密接的可以预防、流感的可以治愈、新冠的可以控制；严格隔离，普遍服用中药，有效阻止了疫情扩大蔓延。在中央指导组支持下，张伯礼牵头组建了以中医药为特色的江夏方舱医院。对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采取了以中医药为主的综合治疗，除汤剂外，还有针灸、按摩、贴敷，集体练习太极拳、八段锦，加上心理抚慰，使患者症状明显减轻，特别是轻症转为重症比例显著降低。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564名患者，没有一例转为重症。经验推广到其他方舱，最终方舱医院总体转重率2%~5%，明显低于一般认为的10%~20%的转重率。
在此期间，张伯礼和其科研团队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首次完成多中心大样本新冠肺炎中医证候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首次总结了中医药对新冠肺炎临床疗效的特点和规律；建立了应对突发疫情中医药介入模式，形成临床救治与科学研究协同攻关机制和应急状态下中药新药发现模式和关键技术；通过文献研究、临床经验和现代化的组分中药高通量筛选，成功研制了宣肺败毒颗粒，入选国家推荐的“三药三方”，在全国推广应用。
张伯礼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谆谆嘱托，依托天津中医药大学世界最大的中药组分库，加快建设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将中医药原创思维转化为创新成果，在提升中药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