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仲瑛:医道无穷 常悟常进

不算大的书房里堆满了书,书桌上除了正在写的书稿和学术文章,还有一堆已经读过许多遍的中医经典。93岁高龄的首届国医大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周仲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这些早已熟记于心的经典仍被周仲瑛放在手边不时翻阅,“医道无穷,常读常新、常悟常进”。出身中医世家的周仲瑛秉承家学、深耕杏林,为奠基现代高等中医药教育模式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中医不是慢郎中,抗击疫病大有可为”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周仲瑛对身边学生说:“中医人又将迎来一次大考!”

“辨证论治”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医学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中医药可以及早介入应对新的疾病的“利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医院被指定为定点收治医院,收治了南京全部确诊病例。周仲瑛带领团队与医院合作收集一手临床资料,经过对临床症候的综合研判,提出此次疫情病因是“瘟毒上受、湿毒为主”,基本病机是“湿困表里、肺有伏热”的前瞻性判断。“治疗疫病,中医关注的不单单是病毒,而始终是针对患病的‘人’。通过整体、辨证及个体化的治疗,调整并提高机体整体抗病功能。”周仲瑛说。

周仲瑛一边指导学生在一线救治病患,一边通过临床资料完善辨治思路,亲自拟定的《江苏省新冠肺炎中医辨治方案(第三版)》作为中医临床救治的权威指导意见由江苏省卫健委正式发布。

“中医不是慢郎中,抗击疫病大有可为。”周仲瑛说。他的底气来自中医药2000多年的理论基础和抗疫实践,也来自个人几十年丰富的瘟疫辨治临床经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暴发流行性出血热疫情。周仲瑛临危受命,带领团队深入苏北疫区近十年,经治千余例患者,总结提炼出“三毒致病”等学说,经团队治疗的患者病死率从当时的平均7.66%降至1.11%。

一生与瘟疫“交手”无数的周仲瑛,对于疫病防治无时或忘。2018年,周仲瑛不顾九旬高龄,完成了关于中医辨治外感热病的呕心细论,并在《中国中医药报》整版公开发表。这项研究也为这次迅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创新才具有原创性”

2019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看到新闻后,周仲瑛高兴地说:“现在是中医药空前发展的最好时机,中医药人当自信、自强、自主、自立。”

“源于中医,衷中参西,继承发展,回归中医。”周仲瑛一直致力于在自主创新中推进中医学的发展。构建中医内科学学科体系是周仲瑛对中医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之一,为临床专业的分化开辟途径。他还为中医内科急症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使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回顾几十年来中医学的发展历程,周仲瑛认为:“没有传承就没有真正的创新,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创新才具有原创性。”

通过这次中医药参与抗疫的经验总结,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周仲瑛的信心更足了,提出要坚持以中医药理论创新作为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中医学”,理论创新要从临床实践中来,也要回归到指导临床应用中去。“中医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医教育、临床和科研都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性改革,既要体现中医原汁原味,也要吸纳现代科学成果为我所用。”

“中医传承离不开师带徒”

经历了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从无到有,在周仲瑛看来,培养好后继人才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使命。“没有真正能看病、能看好病的中医,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中医?”周仲瑛笑着说。

离开临床一线之前,在位于南京中医药大学汉中门校区的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周仲瑛的诊室和紧邻的示教室之间设有一面单向玻璃。这是为了让更多学生能亲身体悟周仲瑛的临证经验设置的。除了在诊室里侍诊抄方的学生,还有十几名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学子隔着玻璃同步做着笔记。跟周仲瑛抄过方的学生都是从“坐功”练起,“跟周老抄方,没点儿体力和定力顶不下来!”

对于医道传承,周仲瑛的态度近乎虔诚。在他看来,“温经典、传师道、重临床、善感悟”是中医学术水平得以不断提高的必经之路。他常说,“中医传承离不开师带徒。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诊室就是最好的课堂!”周仲瑛对前来请教的后学都会悉心指导,“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一手过硬的中医本领,能发挥中医特色优势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我就成功了”。

熟悉周仲瑛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无论是给学生还是给同事修改审阅文章,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他都会仔细地看,而且从来都是用铅笔做批注。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一般都是用红笔,他为什么用铅笔呢?有年轻学生好奇地和他聊到这个话题,周仲瑛说:“虽然我年纪比你们大,但学术上我们是平等的。我用铅笔作批,如果我批得不对,你们还可以给我修改。”

虽然铅笔的字迹有朝一日可能会褪色,但是,周仲瑛大医精诚的风范在患者、在同仁、在学生的心里,永不褪色。(记者苏雁 郑晋鸣 通讯员刘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