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则“随笔”中，我们已曾指出了张惠言与王国维之词论，乃是属于对美学客体之两种不同的诠释。但我们对于其何以产生此诸种不同之诠释的依据与范畴，却还一直未曾作过更为具体的比较和说明。本来无论就古今中外之文学理论而言，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传达情意信息的媒介，都不得不有赖作品本身所具含的文字。作品中的文字就正是传达信息的重要符号。因此我们要想对张惠言及王国维对词之种种“衍义”之诠释的由来，作出一种科学性的理论化的正确的分析，我们就不得不先对西方之符号学略加介绍。
所谓“符号学”（semiology或semiotics）[1]，是西方近代思潮中一门尚在不断发展中的重要学派。其理论之奠基者当首推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经过半世纪来的发展，这一派学说不仅已被认为是研究近代诗学的一项重要理论，而且更逐渐被认为是研究世界上一切藉符号与信息交流而形成的所有文化活动的一门最基本的科学。美国的符号学之先驱者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在其《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中，就曾经认为我们纵然不能说这个宇宙是完全由符号（sign）所构成，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个宇宙是完全渗透在符号之中的。因此符号学所牵涉的范围实在极为广泛，其理论体系也相当繁复。本文因篇幅的字数与作者的学识之限制，对之自无法作详细之介绍。我现在只不过是想要假借一些西方理论的观照，对中国传统中的某一些诗论作一些更为科学性的、更为理论化的反思而已。而要想达到此种目的，我们就不得不先对符号学中一些基本概念略加说明。
根据索绪尔的看法，他以为符号是由两个互相依附的层面而形成的，一个是符号具（signifier），另一个是符号义（signified）。如果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来看，那么当我们提到“树”时，“树”作为一个单独的语音或字形就只是一个符号具，而由此所产生的对于树的概念，就是一种符号义。但符号具与符号义的关系，却不仅只是如此简单而已，索绪尔又曾把语言分为两个轴线（axis），一个是语序轴（syntagmatic axis，或译作毗邻轴），另一个是联想轴（associative axis），语言所传达的意义不仅只是根据语序轴的排列而出现的一串实质的语言而已，同时还要依赖其联想轴所隐存的一串潜藏的语言来作界定。要想了解一个字或一个语汇的全面意义，除了这个字或这个语汇在语序轴中出现的与其他字或其他语汇之关系所构成的意义以外，还应该注意到这个字或这个语汇在联想轴中所可能有关的一系列的语谱（paradigm）[2]。当一个说者或作者使用此一语汇而不使用彼一语汇之时，其含义都可以因其所引起的联想轴中的潜藏的语谱而有所不同。同时当一个听者或读者接受一个语汇时，也可能因此一语汇在其联想轴中所引起的联想而对之有不同的理解。而对于一篇作品而言，则我们一方面既可以在语序轴中对之作不同层次与不同单位的划分而形成不同的解释，更可以在联想轴中因其所引起的不同的联想而作出不同的解释，而两者又可以相互影响，这种现象自然就为一篇作品所传达的意义提供了开放性的基础，也为读者反应所可能造成的不同的理解提供了开放性的基础。
以上是我们对于符号学之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一些基本理论所作的极简单的介绍。而如果要谈到对诗篇的分析，我们就不得不对俄国符号学家洛特曼（Lotman）的一些观念也略加介绍。洛氏是把符号学用之于诗篇之分析的一位重要学者，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则是洛氏对于文化背景的重视。洛氏从信息交流论（information theory）出发，认为人类不仅用符号来交流信息，而且也被符号所控制。符号系统同时也就是一个规范系统。我们一方面既应该研究符号的内在的结构系统，另一方面也应该研究构成此一系统的外在时空的历史文化背景。洛氏更认为一篇诗歌所给予读者的，既同时有理性的认知（cognition），也有感官的印象（sense perception），前者多属于已经系统化了的符号，后者则多属于未经系统化的符号。前者可予读者知性之乐趣，后者则予读者感性之乐趣。因此诗篇所呈现的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含有多种信息的符号。通常一般人读诗都只注意诗篇中各语汇表面所构成的信息与意义，而把其他复杂的隐存的信息排除在外。但洛特曼却把无论是语序轴或联想轴所可能传达的信息，无论是知性符号或感性符号都视为诗篇的一个环节，因此洛氏的理论遂把诗篇所能传达的信息的容量大幅度地扩展了。
以上我们既对西方符号学的一些概念作了简单的介绍，下面我们就将依循这些理论概念，来对张惠言与王国维说词之“衍义”的诠释之由来略加说明。先谈张惠言对词的诠释，张氏曾谓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首中之“‘照花’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就此四句词之表面的语序轴的意义来看，温词原只不过是写一个美丽的女子簪花照镜之情事及其衣饰之精美而已，然而张惠言却因之而想到了《离骚》中的“初服”之意，这种诠释之由来，则是由于这四句词作为传达信息之符号在联想轴上所提供的信息。因为在《离骚》中屈原就经常提到姿容衣饰之美。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之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之类，这种形容衣饰之美的叙写，在《离骚》中已成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信息，而此一信息在《离骚》中则是带有明显的托喻之意义的。所以司马迁在其《史记·屈原列传》中，就特别提出了“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的说法。而《离骚》中之“初服”一句的原文，则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之初服”，王逸注云：“退，去也，言己诚欲遂进竭其忠诚，君不肯纳，恐重遇祸，将复去修吾初始清洁之服。”而所谓“初始清洁之服”，其所喻示的则是高洁美好的品德。于是张惠言遂自温庭筠词中所写的姿容衣饰之美，经由语言的联想轴之作用，而想到了《离骚》中所写的姿容衣饰之美，又因《离骚》中叙写的姿容衣饰之美都带有喻托之性质，遂认为温词所写的姿容衣饰之美，也有如屈原《离骚》中“初服”一样的喻托之含意。因此在符号学的理论概念中，张惠言对温词所作的“衍义”之诠释，实在可以分为两层来说明：第一层是由温词中所写的衣饰之美而想到了《离骚》中对于衣饰之美的叙写，这自然应该是属于索绪尔所提出的联想轴的作用。第二层则是因《离骚》中所写的衣饰之美含有喻托之性质，于是遂推论到温词中所写的衣饰之美也有喻托之意，则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便又与洛特曼的概念有相关之处了。不过，尽管我们从理论上可以为张惠言的“衍义”之诠释，找到不少可以说明的依据，然而温词本身究竟是否有如此之托喻，却还是一个不可确知的问题。而从符号学的一些理论概念来看，除以上所叙及者外，温氏全词也还有不少其他可资研析之处。因篇幅所限，这些问题只好留待以后的“随笔”再加探讨了。
1987年1月15日
[1] 关于西方之符号学，一般公认其有两大先驱，一为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另一为美国的符号学家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 1839—1914），大抵承索绪尔之传统者，则用semiology一词，而承皮尔斯之传统者，则用semiotics一词。
[2] 所谓语谱，即如我们要写一个美丽的女子，我们可以用“美人”，可以用“佳人”，可以用“红粉”，可以用“蛾眉”，有一系列语汇可以选择。在选择此一语汇不用彼一语汇之时，就此一语汇作为符号而言，在选择间就已经传送了一种信息。而且每一语汇在联想轴中，更可以引出不同的联想，即如“美人”可使人联想到屈原《离骚》中的“美人”或李白《长相思》中的“美人”；“佳人”可使人联想到曹植《杂诗》之“南国有佳人”或阮籍《咏怀》之“西方有佳人”之类，遂可以引发多种不同的理解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