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来此，原拟谈禅，然因方面过广，道理太深，特将范围缩小，而就禅与诗论之。自从佛教传至中国，诗篇与佛教禅宗发生了甚深的关系。所以对于爱好或创作诗的同学，我每每劝他多少看点儿佛经及禅宗的书籍，使其对“禅”有相当了解。今日借此机会，把我的野狐禅谈谈。也是板桥所谓“不免请教诸公，以当一笑”之意。谈禅并非易事，尤其是我，真将如禅宗大师所谓“一场败阙”也。
余之所以爱好韵语，乃由家庭环境之薰陶；至于学禅，则纯是自己参学。究其因缘，盖有四焉：最初，是由于《镜花缘》的一段笑话。书中叙一居士，随喜寺院，僧慢之而趋迎贵人，居士怒而诘之。答日：“其中有一禅机在焉，接是不接，不接是接。”居士批其颊日：“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当时幼稚，但觉新鲜有趣。后自笔记中更见到一个偈语说：“镇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颇觉韵味悠长，是乃第二因缘也。当在燕大教书时，于大学演讲聆胡适之谈禅．胡先生大肆发挥，并引用禅宗大师“昂首天外看，无我一般人”之语。尔时我对禅宗虽无深切了解，然已有感丁禅宗不应如是之简单也。像《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书，在这时亦都依次读过。其后痛遭先严大故，促成我与禅宗最大之因缘。回想自己自洒扫应对以及立身行事，莫不受自过庭之训。先严既逝，真觉如天翻地覆。虽已年逾三十，然犹心如赤子，若小草之庇于大树，不知风霜雨露为何物，迨遭大故，风霜频至。当此身心衰弱之时，才感到历来所学，并不能帮助自己渡此无可奈何之关头。至此方思学禅，原意是即或不能在此中辟一大道，亦可稍睹光明也。然余读书向不求甚解，常以不了了之，故学禅十余载，仍是一窍不通，今既来此，也只有罄我所知，请教诸公，聊当一笑耳。
“禅”乃音译，梵文原音为“禅那”。泛称曰“禅”，即“禅定”之义。所谓“禅定”是指四禅八定而言，虽云四禅八定其实却是四四定，曰四禅八定者，四禅四定共为八也。佛教传入中国后，始有禅宗产生，六祖慧能谓：“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传有语录名《六祖坛经》。其中解释说：“内见自性不动”为禅。又释禅定说：“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见《坛经》)所谓禅定，盖有所本，佛家首重“治心”，儒家仅说一个“心”字，以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源出于心者。而佛家却把他看作甚于毒蛇恶兽怨贼，所以告诫众弟子，首须降服其心。(见《佛遗教经》)《金刚经》开端，须菩提首问：“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服其心？”佛告以：“应无可住而生其心。”又说：“若心有住，即为非住。”《遗教经》说：“戒是正顺解脱之本，故名波罗提木义，因依此戒得生诸禅定。”又说：“此五根者，心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好制心．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恶兽怨贼。”又说：“当勤精进，折伏汝心。”若降服其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方可成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是译音，若译意当作“无上正等正觉”，或“无上正遍觉”。)佛家日“治心”，就是外禅内定之义，所谓“禅定”亦即“治心”是。
进一步谈谈禅宗与佛教之渊源：
佛于《心经》上只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密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金刚经》中则言及“涅槃”。“涅槃”又名“真如”，即佛教大师之“死而不死，不生不灭”义。佛之所谓生死乃是世人之生死，而佛并无有生死也。涅槃具有四德，曰“常。乐。我。净。”常者不断也，唯佛得永生。乐者离苦也，非世谛乐后有苦之乐。我者自得也，与佛家所忌之“我执”不同，所谓不假外力，万物皆备于我也。净者不染也，心本清净，因受尘世无明薰染而生染心。能达此四境界即是“涅槃”。
如何能得涅槃？《楞严经》云：“旋汝倒闻机，反间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佛谓世谛所闻乃是倒闻，是歪曲了事实的，必须倒旋方能得其正。一部楞严，千言万语，推其究竟亦极简单。大凡道也者，莫不如是单纯，因道是真故当为一。所以说：“余二则非真。”但仅是知道，不能实行，仍不能得其门而入。佛乃大慈大悲者，遂为众生开种种方便之门。其中大体可分为二：一曰“信”，信佛即可成佛，后来之净土宗即出于此。一曰“解”，由悟解而入道，乃为上智而设。佛在世四十九年，说法八十余会。每次说法，便成一经。皆是要解开人心中迷惑烦恼之结，迷网既解，自当入门，于是乃由解而得信。“解”者对“结”而言。“结”又称“执”，“解”又称“破”。“执”者世谛执为实有。佛家认有为无，故以“解”破“执”。譬如儒家以“正心”为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佛家根本不信心。于心上加一性，主张制心。既曰破，必先要分析。既如表然，看来是实物，若件件拆破焉复有表？佛家于“心”，便是这般见解。以世谛观之，只是一心，佛家小乘法则折为六识。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生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合之方为心。大乘法于六识外。更加第七末那识，第八阿梨(赖)耶识。心本一个，何以分为八识？这种不惮烦的分法，只是要说明心无自体。而加以破解。破执以后，则众生由解生信．得入佛之门矣。佛之将“有”化“无”，即因分析之故。物物皆可分析。惟有不可分析者方是“真”。因此一切诸相，都是虚妄。是故说：“所谓佛法，即非佛法。”只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真”。但佛之分心为八，本意虽是将“有”化“无”，然其结果反是化少为多，求简得繁，因此象教西来，乃有禅宗。意主废除一切名相，无庸分析，亦可明心见性成佛作祖。此真佛家纷纭琐碎之对病药也。
菩提达摩相传是西天第二十八代祖，携释迦牟尼之衣钵来中国，正当梁武帝时，中国佛教已极盛行，但达摩在南朝，既与梁武不契，此来亦不得志，九年面壁，终究遇毒。至六祖慧能，力主顿悟，禅宗遂立。由此禅与佛分而为二：谓佛为“教”；谓禅为“宗”。称佛为“佛”，称禅为“祖”。故禅宗弟子时以“教意祖意是同是别”为问。其实禅宗所标榜者仍是出于佛经。禅宗之于佛教，乃革新而非革命。禅宗之所谓：“自性圆明，本无缺欠。”仍是本于佛经之返闻自性。其与佛教所不同者，仅不重分析名相而已。若以佛教禅宗比之儒家，颇似孔子道“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应日“唯”。又似《中庸》所谓：“大性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至于释尊拈花迦叶微笑，又大似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矣。
禅机最是微妙。如弟子常以“如何是佛祖西来意”为问，大师或曰：“西来无意。”至赵州和尚则日：“庭前柏树子。”此话头为禅人所常举，几于尽人皆知。有以是语问之于赵州之子弟，则又答曰：“先师实无此语，莫谤先师好。”佛家本戒妄语，而禅宗大似专出此游离无定之言，唯其意亦只在将寻常知解情见一齐推翻，然亦遂为禅宗最难了解之义。故禅宗语录与宋儒语录不同，宋儒语录说一是一．如程子曰：“鸡雏可以观仁。”是老老实实的说“鸡雏可以观仁”。禅家说：“狗子有佛性。”却不可如是参会，必须超出语言文字之外，方有几分是处，否则便是地道死于句下矣。黄龙大师遇有问法者辄举拳曰：“唤作拳头则‘触’；不唤作拳头则‘背’。”当时号为拳头关，学人下语多不契。在这种无法解释之中，若能得到一个理解，即可悟道。禅家主张参悟，参透悟明，则可明心见性。看来似是玄虚，其实乃是真的，极端理智的。所以禅宗大师莫不是“提起来昭昭灵灵，放下时绵绵密密”。到此田地乃可谓之：“常。乐。我。净。”故佛与禅虽有繁简之殊，其最终目的则相同也。
佛教自戒生定，由定生慧，不戒不定。不定不慧；禅宗则似乎屏除戒定而单言慧，看去颇与佛家有别。然佛家是先以普慧照破烦恼黑暗，于烦恼解除消灭之时更将智慧抛弃。这种以智破愚、功成复弃的态度，颇似庄子所谓“筌所以得鱼，得鱼而忘筌”。然而庄子是“忘筌”，佛家则是根本踢翻智慧，是粉碎虚妄，尊重
理智，而又打破理智的。禅宗亦未尝不如是也。
宋人说诗，好以禅为喻，任渊《陈后山诗集序》曰：“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如再翻阅宋人诗话，则以禅说诗者更多。禅师说法。亦往往拈举前人诗句。余素喜韵语，近来又常涉猎禅宗语录，颇觉其间有似处，然而实在说来，禅与诗的关系是：“似则似，是则非是。”二者未可混为一谈。
唐宋诗人接近禅学者甚多，惟其接近禅学，故诗中常作禅语，但诗中参以禅语则必不能佳。如苏东坡之《东林偈》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非诗非禅，正是禅家之“触”。至于王摩诘、柳子厚尽有好诗，于佛经亦熟，但其好诗皆不是佛家语也。禅师亦好为偈语，若律之以诗，即非笑话，亦是外行。如云居舜禅师之“云居不会禅，洗脚上床眠，东瓜直侗，瓠子曲弯弯。”还有应庵华禅师之“蜻蜓许是好蜻蜓，飞来飞去不曾停，被我捉来摘去两边翼，恰似一枚大铁钉。”又如简堂机禅师之“圆通不开生药铺，单单只卖死猫头，不知那个无思算，吃着通身冷汗流。”皆是禅而非诗。但简堂住山时，有偈语一则，虽禅机不深，而真是好诗：“地炉无火客囊空，雪似杨花落岁穷，拾得断麻穿破袖，不知身在寂寥中。”大有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渊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之境界。由此可知：好诗未必通禅；而禅语亦多非好诗也。唐宋两代号为诗僧之作品，如《禅月集》、《白莲集》、《石门文字禅》皆不过尔尔。此亦禅与诗不能十分相合之一佐证。
如此，则宋人以禅说诗，岂非毫厘相差，天地悬隔？然宋人之说，亦自有其见地。诗与禅相似处只在“不可说”之一点。非不许知，乃是不许说。禅宗大师云：“这张嘴只好挂在墙上”，即是必须由自己参悟而来的意思。由旁人解说而知者，并非真知。老子《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及其道之、名之，则又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恍惚窈冥，如何可说？又《庄子》“庖丁解牛”亦说此义。故谓道必自得，父不可传之于子，兄亦不能传之于弟。以上乃就哲学方面而言。
如再以文学论之，六朝时陶弘景隐居，皇帝诏问：“山中有何物？”宏景答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禅与诗也正如这诗的后两句，“只可自怡悦，不可说似君”也。
唐文宗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一禅宗大师说法，亦举此二十字。意谓人必身临其境，方可体会得出。然柳公作句，何尝有意于禅？后来禅师举此二句，当然忘其为诗，此即诗与禅相似之处，均是不可说也。
所谓不可说者，并非“无”，而是“真有”。因此不可说并非玄妙。凡一境界其高深微妙之处，皆是“不可说”，固不独诗与禅为然。庄子曰：“道可得而不可见。”因“不可见”故“不可说”。诗与禅之“不可说”而非“无”之一点相同，诗人之谈禅，禅师之举诗，适以证明诗禅相通之处，如以简图明之，则：
故诗是诗，禅是禅，而其精深微妙的“不可说”的境界则相同。
总结之曰：禅者，万殊归于一本。诗者，一本散为万殊。禅是自性圆明，见心见性，法尔如然，在智不增，在愚不减。诗是包罗万象，神通变化，无有常法。如此则禅为静，诗为动。祥是由外向内如孟子所谓“收其放心”；诗是由外之内，收于内后再放于外。陆士衡《文赋》有曰：“收视返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收视返听是收精鹜，心游是收而复放。所以诗乃静中之动，动中之静也。
宋人学道者称学诗者曰“玩物丧志”。至于禅师则意更不在诗。然而，禅宗虽然万殊归于一本，试问“一”又将归于何处？一切文学哲学宗教虽路径各不相同，而其最高境界皆是追求真理。故于诗，可得一转语曰：“此众无枝叶，惟有诸真实。”
（本文原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下午应辅仁大学国文系同学之邀所作的演讲的记录整理稿。刊于当年之《艺文》杂志。后收入一九九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顾随：诗文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