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次“随笔”中，我们既曾提出了中国传统诗论中对于“诗可以兴”的感发作用之重视，也曾提出说王国维之词论正是一种重视感发作用的“兴”的方式，现在我们就将举引王氏对词之评说的一些例子略加讨论。私意以为，在王氏的《人间词话》中，他对词之论说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以作品中所传达的感发作用之大小作为评词高下之依据的方式，另一种则是以作品的感发作用所引起的读者之联想作为说词之依据的方式。即如他曾把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与宋徽宗赵佶的词相对比，以为“其大小固不同矣”，便是属于前一种的评词方式；再如其以“美人迟暮之感”及“成大事业大学问之三种境界”来说五代两宋的一些小词，便是属于后一种的说词方式。为了篇幅的限制，然则“随笔”将先以讨论第一则词话为主。现在我们便先把这一则词话抄录下来一看：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在这则词话中王氏所提出来与李煜词相比较的赵佶的《燕山亭》词，上半阕所叙写的是美丽的春花被风雨摧残的景象，下半阕接写的则是对于故国的怀思。为了便于比较说明，我们也把这首词抄录下来一看：
裁翦冰绡，轻叠数重，淡着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和赵佶的这首词相对照，李煜也写过一些哀悼春花被风雨摧残及对故国怀念的小词。为了便于作比较，我们现在便把李煜的两首词也抄录下来一看。第一首我们要抄录的是李煜的一阕《相见欢》词：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另一首我们所要抄录的是李煜的一首《虞美人》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如果把李煜的这两首词与赵佶的《燕山亭》词相对比，则李之《相见欢》之写花之零落者，固恰好相当于赵词之前半阕；而李之《虞美人》之写故国怀思者，则恰好又相当于赵词之后半阕。在如此对比中，我们自不难看出赵词前半阕只是对花之美丽与零落的外表的描绘和叙写，虽然细致真切，但毕竟只是“形”而非“神”，故读之者便也只能自其所写的形貌上得到一种认知性的了解，而缺少如李煜词之使人在心灵上足以引起一种强烈之共鸣的感动兴发的力量。
为了要对李煜词中感发作用之由来加以说明，我想西方新批评学派（new criticism）在评说诗歌时所使用的重视文字本身在作品中之作用的细读（close reading）的方式，对我们可能会有相当的帮助，因为文字本身乃是组成一篇作品的基础，文字所表现出的形象（image）、肌理（texture）、色调（tone colour）、语法（syntax）等，自然是评说一首诗歌时重要的依据。下面我们便将用这种“细读”的方式，对李煜词之所以能传达出一种强大的感发力量的缘故略加评析。先看此词开端之“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二句，首先是“林花”二字所提示的指向满林花树的普遍包举的口吻，再加以“谢了”二字的强劲直接的述语，便已表现出了一种所有美好的生命皆已零落凋残之悲慨，再加以“春红”二字则进一步写已“谢了”的“林花”的品质之美。“春”是季节之美好，“红”是颜色之美好。由于这种包举的口吻和对品质的重点的掌握，遂使得“林花谢了春红”一句增添了一种象喻的意味，超越了对现实的“花”之零落的叙写，而显示出一种对所有品质美好的生命之零落的悼惜之感，而下面的“太匆匆”三个字，便正是对内心中此种悼惜之感的直接叙述和表达。下面的“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一句，则更是“朝”与“晚”两个字的对举，及“雨”与“风”两个字的对举再一次表现出一种普遍包举的口吻，于是朝朝暮暮雨雨风风的摧伤，也就有了一个超越了现实的象喻的意味。至于下面的“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三个转折而下的短句，则又藉花上之雨点与人之泪点的相似，把“花”与“人”作了紧密的结合，于是“相留醉”者遂既可以是“花”对于赏花者的相留，也可以是“人”对于相爱者之相留了。而总结之曰：“几时重”，是花之凋谢与人之离别，一切都难以挽回的痛苦堪伤。于是乎无论其为花为人，凡属一切美好的有生之物遂尽在此凋零离别风雨摧伤的悲感之中了。所以在结尾之处乃逼出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沉悲极恨的哀悼之辞，其引人产生共鸣的感发力量之强大，自然绝非如赵佶之描绘形貌者所能企及的。
再看赵佶《燕山亭》词下半阕对故园怀思之情的叙写，其“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等句的叙写，虽然也写尽愁苦之态，但却正如王国维所言，不过只是“自道身世之戚”而已，虽然即或能使读者对之产生同情，却并不能使读者引起自己的感发的共鸣，而李煜的一首也是写故国之思的《虞美人》词，则和前面所举的那首《相见欢》词一样，也传达了一种深锐强大的感发。下面我们便将用“细读”的方式，对这首词也略加析说。此词开端之“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二句，只用短短两句话，便把永恒不变的宇宙与无常多变的人生作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而且把古今所有的人类都网罗在此无常的悲感之中了。下面的“小楼昨夜又东风”一句，是对首句中“春花”的承接，说“又东风”，一个“又”字正表示了“春花”之无尽无休的年年的开放，是对于“何时了”的呼应，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句，则是对“往事知多少”的承接，而同时又以“月明中”呼应了首句的“秋月”。是以个人事例印证了永恒与无常所形成的人类共同扮演之悲剧。以下之“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二句，则是以更具体真切的形象，表现了常在与无常的又一次对比。“应犹在”是无生之物的常在，“朱颜改”是有情之人的无常。这首小词一共不过只有八句，而前面六句却将永恒常在与短暂无常作了三度对比，从宇宙的大自然，到个人的事例，再到具体的物象，于是此一无常之悲感，遂形成了一种使人觉得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网罗笼罩而下，因而遂逼出了结尾二句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涵盖了全人类之哀愁的悲慨，所以王国维乃称李煜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而认为其与赵佶相较“大小固不同矣”。王氏所说的“释迦、基督”云云，自非李词之本义，王氏只不过是以之喻说李词的感发力量之强大，可以引发天下人共有的一种哀愁长恨而已。由此看来，王氏之感发作用之大小为衡量之标准的评词方式岂不显然可见。
我在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人间词话〉与传统诗说之关系》的文稿，对于传统诗说作过一点简单的探讨，以为中国所重视的乃是诗歌中所具有的一种感发的质素，因此曾提出说：“就一位说诗者而言，则他对于诗歌的评赏，自然也当以能否体认及分辨诗歌中这种感发之生命的有无多少为基本之条件。” [1]若就这方面而言，则无疑的王氏乃是一位极具慧眼的评诗人。本文所讨论的这一则将李煜与赵佶相对比的词话，就恰好是对王氏以感发作用之大小为衡量高下之依据的评词方式之最好的说明。至于王氏以感发作用所引起之联想为说词之依据的例证，则因篇幅所限，只好留待下一次的“随笔”再对之加以讨论了。
1987年3月26日
[1] 关于如何判断诗歌中感发生命之有无多少的讨论，请参看拙著《迦陵论词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