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与“氏”

时至今日,中国人对同一姓氏,依然会亲切地称呼“本家”,这一现象与源远流长的姓氏文化相关。然而,姓与氏在先秦时代,绝不是等同或连用的概念。历史上积累而成的姓氏有三万余个,可真正的古姓只有四十个,我们所熟知的“赵钱孙李”最早皆是“氏”而非“姓”。那么,姓与氏到底有何区别呢?

虞万里先生在《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一书中,对姓氏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颇多建设性的观点。

首先,“氏”在甲骨文、金文中是常用字,多与官、人、国、族混用,后可指代部族或首领。征之先秦文献,便会发现古人常作“氏姓”而非今天习惯的“姓氏”,“氏”的出现更早,即先有“氏”后有“姓”。

其次,商代普遍称“氏”,“姓”源于周初王室为巩固统治而发起的“册命同姓”行为。面对周初的管蔡之乱,周公决定采用分封同姓姻亲的制度,建立政治军事实体,维护各地统治。册封同姓,意在彰显兄弟之情,使国家稳固,不互相攻伐。换言之,“姓”的出现和赋予,是一种政治策略,鲜明地体现着统治者身份的合法性。

再次,“姓”还来自对上古帝王后裔的“赐姓”。商周鼎革之际,夏商的著名氏族沦为庶民,周人为昭明自身统治的谱系,也分封异姓。通过赐异姓某个专属姓号的仪式,表明周人统治的浩荡恩德。当然,同姓、异姓之间,有显著的亲疏薄厚之别,并体现在周代的礼仪与制度上。总之,无论是再命袭封,还是新命初封,都与周初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变氏为姓的策略产生作用了吗?以周初看,确实起到了维系之功,只是随着星河斗转而日渐松弛。“册命同姓”之例,比如《左传》中巫史曾对晋侯说:“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异姓、赐姓之例,当属“同姓不婚”,从人类学视角看,同姓不婚的习俗,在世界各地各族中多有体现,但周代倡导“外婚联姻”更具政治考量——通过不断的外婚而扩大姬氏血统,造成普天之下,“非我兄弟,即我子孙”的局面。

春秋时期,王室与大国嫁娶,多集中在武王、周公先后封赐的异姓,尤其是姜姓,充分证明当时众人恪守同姓不婚的规律,也体现出政治联姻的意味。

在上述情形下,“氏”的性质也自然发生改变。上古的小型氏族,基于血缘组成,而随着社会变动,包括军事吞并、经济交流、相互结盟,氏族的血缘不再纯粹,而变成了一种共同记忆。早期氏族之“氏”,多是因山因水而取名,在其后的历史中,恐怕只有强势或辉煌的氏族之名,才愿意被后代保留和铭记,“氏族”成为了一种集体认同。

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王公贵族,都有氏姓的双重记载,比如吕氏姜姓的姜子牙,惯例称呼其姓;屈氏芈姓的屈原,后人习惯取其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战国时期,氏姓之分已模糊不清。

除了氏姓,虞万里还分析了有关于名字的避讳现象。所谓“避讳”,便是有意规避某人的名字,而以其他字代替。这种现象有两个起源,一是先民出于对鬼魂的敬畏和对巫术的恐惧,二是周代冠礼文化形成的“字以敬名、谥以尊名”。

古人有名也有字,源自男子20岁、女子15岁标志成年的冠笄之礼,人已成年,他人为表尊敬而称其字。超过50岁,则可以不称字,单称排行或排行连“甫”来称呼,古代排行以伯仲叔季而论,比如孔子的“仲尼”,便可视作这种规则的例子。

原标题:“姓”与“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