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用技术系统的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推动应用技术的发展，我国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也经历了多次变革。20世纪50年代，为迅速弥补短缺技术，我国大量引进苏联技术，初步形成工业化所需的技术体系；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转为以自我探索为基础，并广泛吸收来自欧洲的技术；改革开放之后，工业技术路线转向引进为主，以适应大规模吸引外资的要求。2006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
在7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应用技术的发展。例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和应用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建设高新园区和孵化器、建立技术转移中心和科技服务机构、鼓励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通过出台系列支持计划，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计划、“973”计划、“火炬计划”等，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进行应用技术研发。实践证明，这种应用导向对于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在榜单排在第11位，是排名前30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从应用技术系统的主体角度看，我国已初步形成一定的劳动分工。政府层面，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各类科技政策和法规，并为各项应用技术的研发提供财政支持。企业层面，诞生了大量从事应用技术研发，以及将应用技术推向市场的知名企业。这些企业中，既有国企也有私企，既有大规模的企业也有中小型企业，他们都为我国技术领域的不断提升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高校和科研院所层面，通过广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大量应用技术的转移转化提供了可能性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以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为核心的各个领域的应用技术人才。风险和投资机构层面，虽然当前我国的风险和投资机构在总体规模和质量上还不及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但近年来，以政府引导基金和各类母基金为代表的投资方式支持了很多专门从事应用技术的企业。科技中介及服务层面，各级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各地的孵化器和创新创业基地也为促进应用技术的转移转化和商业化提供了大量支持。
我国改进应用技术系统的对策建议
由于应用技术系统涉及的主体和领域众多，要想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应用技术系统，既需要从宏观角度进行总体设计和规划，也需要对具体领域进行优化，具体提出5点建议。
1.不断完善制度体系，逐渐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
制度体系要与技术发展之间形成协同关系。技术创新不只是研发过程，围绕技术生产、配置等环节也需要配套的制度安排，两者共同构成复杂的技术创新体系。技术研发和供给机制、市场准入和竞争机制、价值实现机制等都是决定技术创新体系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衡量技术创新竞争水平的关键因素。各类研究显示，制度可以为创新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透明的规则及开放的市场。一般而言，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制度成本相对较低，创新能力也相对较强，反之亦然。同时，新的技术也在影响原有的制度及其运行。例如，互联网金融引发对商业银行改革的思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正在倒逼电力体制改革，电商、医疗、交通等领域的新兴商业模式突破了原有的监管制度。未来应进一步改革科技制度体系，以面向现实、面向需求、面向技术为出发点，不断改善制度环境，逐渐降低制度成本。
制度体系要与市场形成良好互动。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力量。资本市场对于推动应用技术系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企业的支持将促进整个系统的良性发展。例如：通过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方式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更加灵活和多样的融资渠道，帮助企业获得资金支持；为企业提供上市渠道，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为企业的并购重组提供融资支持和专业化服务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取得快速发展，并逐渐丰富了股票、债券、风险投资等方式，让投资者获得资本回报，但在数量、质量、规模和融资体系方面，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未来可探索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
2.增强科技中介服务，持续推动应用技术转移转化。
在对接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产品市场的过程中，科技中介服务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科技中介服务具有多种类型，包括技术咨询或经纪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孵化器、工程技术中心和技术评估组织等。不同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但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科技服务业，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不断挖掘基础科研的应用潜力，更高效地将基础科研转变为应用技术。未来应围绕科技中介服务重点发力，坚持分类、公平和市场原则，重点从信息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升科技中介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3.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化制度建设。
标准制定权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指出，到2025年，“标准化工作由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标准化更加有效推动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未来应进一步推动标准化建设工作与应用技术、科技创新的互动发展。对于我国较为领先的技术领域，例如高铁、新能源汽车、5G通信等，要及时出台面向国际市场的标准制度体系，把握领先技术的标准制定权。对于目前国际普遍关注的关键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要广泛开展标准化研究，积极推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研究探索将标准制定作为科技计划的重要产出，健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体制机制，以科技创新提升标准化水平。
4.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应用技术系统是由多主体、多环节构成的复杂系统。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在应用技术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如何将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和潜力挖掘出来，形成合力，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恶性竞争，优化资源配置，非常值得思考。在数字和信息时代，可以考虑推动建立以应用技术提升为核心的统一信息平台，将各地的应用技术及其市场信息进行整合，通过信息的交流和共享，达成不同区域和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和攻关。同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市场需求的研究和预测，为技术开发和企业经营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和决策支持。此外，还需要一定的规范化建设，尤其是要加强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最根本的，还是要继续推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
5.坚持开放与合作，大力吸引国际人才。
开放导致多元性和多样性，而多元性和多样性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在开放状态下，不同的文明、文化和其他创新要素的流动、碰撞产生的“化学反应”是创新的根源。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既是分享也是学习，这个过程有助于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外国专家对我国发展的贡献已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撑，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增强国际引才。一方面，积极吸引归国人才。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选择回国工作的海外留学人员日益增多，尤其是全球疫情和中美关系变化，导致海外科技人才的回流，STEM相关专业留学生的回归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2021年有超过1 400名华人科学家选择回国，人数比2020年增加了22%。回流最多的华人科学家主要分布在数学和物理学、生命科学、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另一方面，建议放宽对技术移民的限制，每年留出一定的移民名额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对于具有突出贡献的国际顶尖人才，可考虑承认双重国籍。在中美科技竞争格局下，欧美人才较难引进，可优先考虑面向新兴经济体、“关键小国”和周边国家吸引人才。
姜涵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分析、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等。
方伟创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应用、政策大数据建模与分析、基于数据的科技情报分析等。
文章节选自：姜涵,方伟创.如何改进应用技术系统.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11):1635-1644,doi:10.16418/j.issn.1000-3045.20231026001.
原标题：我国应用技术系统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