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1]，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2]、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3]，又自假于《韶》以鸣[4]。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5]。伊尹鸣殷[6]，周公鸣周[7]。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8]。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9]、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10]、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者奚以喜，其在下者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注释：
[1]金：指钟、镈（bó博）。石：指磬。丝：指琴、瑟。竹：指箫、管。匏（páo跑）：指笙。土：指埙（xuān宣），六孔的吹奏乐器，陶制。革：指鼓。木：指柷（zhù注）、敔（yú鱼），打击乐器。 [2]咎陶：咎，一作“皋”；陶，一作“繇”，唐虞时法官，《尚书》有《皋陶谟》篇。 [3]夔：唐虞时乐官。 [4]《韶》：乐名，相传帝舜所作。这里说夔假以鸣，似指夔所作。 [5]五子以其歌鸣：《尚书》有《五子之歌》。五子，一说是帝启的儿子兄弟五人，一说指帝启少子武观。 [6]伊尹鸣殷：殷汤宰相。《尚书》中《咸有一德》、《伊训》、《太甲》诸篇相传伊尹所作。 [7]周公鸣周：《尚书》所载《金縢》、《大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立政》诸篇为周公作。 [8]“《传》曰”二句：《传》指《论语》。“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论语·八佾》篇仪封人称赞孔子的话。木铎，金属制成的铃，铃舌为木制，故称。古代发布政令或教令，摇木铎召集群众。 [9]臧孙辰：即臧文仲，春秋时鲁国大夫。《左传》说他“既殁，其言立”。其言论散见于《国语》和《左传》。 [10]尸佼：战国时鲁人，著有《尸子》二十篇。
赏析：
孟郊（751—814），字东野，著名诗人，韩愈敬爱的朋友。他五十岁成进士，又四年，选为溧阳尉，即序末所说的“役于江南”；去一个小县份做一个小官，对有才能的人来说不是得意的事，故序中说他“有若不释然者”，所以韩愈作此序赠行，为他解譬。又序中与孟郊并列提到的李翱与张籍二人，都从韩愈学古文，受到韩愈的器重，后来都成为有名的学者、诗人。韩愈作此文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三十五岁。孟郊比他年长十九岁。
这篇文章主要阐述一个论点：不平则鸣。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但内涵可分解为两点：
第一点，不平是一个概念，鸣又是一个概念，它们是大概念中的两个小概念，它们的关系是表与里，互为依存。有不平方有鸣。不平是某种感受，鸣是某种表达。相对地说，不平是无声的，鸣是有声的。单有不平无法鸣，单有鸣而无不平也鸣不起来。有不平之鸣，是否尚有不不平之鸣？按本文的观点，只有不平之鸣，没有不不平之鸣。只要是鸣得起来的鸣，必是不平之鸣。因此，什么是不平，乃是首先必须弄清的问题。本文举出两条：一条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另一条是“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这两条概括起来，成为两句叹决词：“其皆有弗平者乎”，“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由此可知，“不得已”就是不平，“言”就是鸣；“郁于中”也是不平，“泄于外”也是鸣。合而言之，即是不平则鸣。这里讲的不平和鸣的范围较大，有政治的、学术的和文学的各个方面，但主要指文学的方面。不平是一种郁积，郁积到一定程度，即不得不喷薄而出，这就成为鸣。近代对文学创作的动力，有各种说法，有灵感说、性压抑说、苦闷的象征说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说法之前，韩愈很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称之为不平说，却没有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
第二点，鸣的主体，既是物，也是人。不平是普遍的，鸣则有物有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是指物；“人之于言也亦然”，这是指人。从自然界的现象，推及到人类社会的现象。文中提到音乐，称金石丝竹等乐器为“物之善鸣者”，但在此上面说“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事实上也是指人。自然界的现象是陪衬，人类社会的现象方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题。“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这句话很重要，说明本文论述的范围，不是别的，必须是写成文字的“文辞”，亦即是文章（诗歌、散文都在其内）。因此，不论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只要有“文辞”传世的，皆可称为“善鸣者”。善鸣者不仅“自鸣其不幸”，同时也“鸣国家之盛”。由此又可知，本文所说的“不平”，有的是作者个人的穷愁苦恼，有的也是作者对国家兴旺强盛的由衷热爱。这好像有矛盾，但在韩愈看来，二者是统一的，同样都是感受，同样都是创作的动力。因此韩愈的不平说，不构成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威胁；相反，倒是表现了对这个制度的拥护。在物与人之上，则是天。它是物与人的“不得其平则鸣”的主宰者，“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自然界的天，是浑浑噩噩的上帝；人类社会的天，则是人间帝王在天上的幻影。自然界的天，支配风雷雨电、四时运行；人间帝王则支配人的穷通蹇达、一生命运。韩愈在这篇文章中五处提到天的作用，说明他虽然看到人间的“不平”，但不含任何抗争意味，不存在与封建统治政权的对抗性矛盾，也不会有损他作为封建正统卫道士的地位。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法，有几点可说：
一，通篇以“鸣”字为中心，围绕着“鸣”字发挥议论。六百多字的文章，用了三十九个鸣字，抑扬顿挫，起伏升降，离不开一个鸣字。文章第一句就是“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以此笼罩全篇，统领到底。中间叙物、人、声、言、文辞，重叠出现，交错历落，离奇恍忽，变化之妙，几乎使人目不暇接；但又位置秩然，章法谨严，无一句闲文。同一是鸣，各有不同的鸣法。
二，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孟郊鸣不平；但提到孟的地方，只有“始以其诗鸣”和“役于江南也”两句话。文章从咎陶、禹说起，历数历史上几十位有名的人士，称他们为“善鸣者”，最后落到孟郊身上，显示孟郊的身分，承负千钧的重量。说孟郊“始以其诗鸣”，这是抬高孟郊的诗人地位。但前面特为标出“唐之有天下”，而举出的“善鸣者”的名字，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也都是诗人，似乎不能说孟郊“始以其诗鸣”。因此这里需要注意，文章在提到孟郊时所用的“其存而在下者”这句话。“存”，就是现在存世的人；“在下者”，就是处于下位的人。意思就是存世而处于下位的人中，孟郊是最能以诗鸣的人了。孟郊之下，又提出“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作为伴说。“尤”指“善鸣者”之尤，“从吾游者”这句话见得韩愈的自视不小。这三位“善鸣者”都在他的笼络之下。
三，韩愈的丰富的想象力，在这篇文章中得到充分的发挥，特别在描写自然界的“不平则鸣”中显示出来。如说“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接着便是描写风与水的相激、相梗与相炙。最令人惊叹的，是描写四时季节的鸣：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这些描写形象而又贴切，若用旧时评点家惯用的话，真可说“亏他如何想得出来”。写人的鸣，也极尽变化的能事，无一单调重复。说孔子之徒的鸣，是“其声大而远”；说庄周的鸣，是“以其荒唐之辞鸣”。但是对屈原，则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屈原鸣什么？鸣楚国之亡，还是鸣他个人的悲哀？都不直说。下面诸人或以道鸣，或以术鸣，或鸣国家之兴，或鸣时世之衰。对魏、晋、南北朝，则以浮、急、哀、肆作为这个时代“乱杂而无章”的鸣。对不同的鸣的不同的评述，事实上也是韩愈对各个时代与人物的评价，表明了他的看法与观点。为了突出孟郊的“始以其诗鸣”，而将在他之前的唐朝诗人的“诗”字隐去，只说“皆以其所能鸣”。李翱、张籍与孟郊，“三子者之鸣信善矣”，孟郊以诗鸣，李、张又以什么鸣呢？错综变化，叫人眼花缭乱，当然也给人以思考的余地。
“不平则鸣”论的提出，同儒家关于《诗经》的“怨刺”说很有关系，“怨”“刺”也是一种不平；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说（《九章·惜诵》）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报任少卿书》）也很有关系，“发愤”即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即是“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但是他们都不及“不平则鸣”论说得那样透彻。一般认为，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受“不平则鸣”论的影响。确实，本文说到“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强调了“穷”对于作品的催化作用。但是，这只是文章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鸣国家之盛”，与“穷”相反。倒是韩愈在另一篇《荆潭唱和诗序》中提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同这似有更多的承传关系。
（钱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