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世卫组织任命的专家小组飞抵湖北武汉，在那里逗留了12天，其中包括参观武汉病毒研究所。最终，该小组得出结论，实验室发生病毒泄漏的可能性“极低”。
今年5月，《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染疫”后，一些美国政客再次呼吁对所谓的“实验室泄漏”展开溯源调查。但仔细看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它的报道毫无根据。
5月23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文章称，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三名工作人员于2019年11月就已患病。随后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情报调查。
“美方诬称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染病，他们姓甚名谁？他们染的什么病？如果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请美方出示检测报告！请美方回答这些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美方根本拿不出证据，因为美方就是在说谎，就是借溯源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和污名化。”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是迈克尔·R·戈登（Michael R.Gordon），许多人都认为他早就有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撰写文章的黑历史。
2002年9月，戈登与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曾经共同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题为《威胁和回应：美国人说（萨达姆）侯赛因加大力度寻求原子弹部件》，该文章断言，“伊拉克已加紧寻找核武器，并已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制造原子弹的材料。”
这篇文章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之后美国发现伊拉克并没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戈登也并未因此受到指责。匿名的“美国官员”和“情报专家”竟然是戈登文章中唯一的消息来源。
在《华尔街日报》5月的文章中，戈登再次引用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撰写了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的消息来源是基于一份未披露的情报报告。
事实上，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专家已经表示，有关三名研究所工作人员生病的谣言是另一事件被误报的结果。
在3月31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童贻刚表示，这些检测呈阳性的样品是由一家医院送往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检测的。
2019年，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武汉一家医院合作监测流感疫情。他们在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期间共收集了1001份样本。该研究所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回顾性筛查，并在2020年1月发现了4份流感和新冠病毒呈阳性的样本。
童贻刚说：“这4份阳性标准中，有3例是成年人，1例是老人，他们是合作医院的病人，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
童贻刚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成员，他说，世卫组织小组调查了这一谣言，并没有发现研究所有员工患病。
与此同时，一位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的外国病毒学家称，歪曲事实的消息掩盖了对研究所功能和活动的准确描述。
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尼尔·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曾同其他专家一起被派往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一项关于病毒起源的国际研究，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工作到2019年11月。
专家们认为新冠病毒在2019年年底开始传播时，她仍在该机构工作。安德森说，到2019年底，她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患病。她说，在高风险控制实验室中，专门有一个程序可以报告与处理发现与感染病原体相一致的症状。
她对记者说：“如果当时有人生病了，我想我会生病——而我没有。在我接种疫苗之前，我在新加坡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显示我从来没有被感染过。”
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都没有发现过新冠病毒，其员工和研究生中没有任何发现感染记录。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专家组组长彼得·本·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极不可能”与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他说：“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