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诚可谓源远流长，人才辈出，但能同时做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者，为数不多。王阳明即为其中少数几个“真三不朽”的大儒。王阳明一生汲汲于讲学论道，不仅开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心学时代，而且凭借平定宸濠之乱的功绩，缓和了明王朝内部深刻的政治危机，不可不说是道德、功业、文章冠绝千古，影响世道人心既深且钜。自20世纪以来，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便已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成为与朱子学相媲美的又一东方热门学问，成为西方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一大重要领域。
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阳明学系列公开课”上，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系统阐述了王阳明龙场悟道及其心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他认为，王阳明在贵州修文龙场的大彻大悟，不仅是个人心路历程发展的重大转折，也意味着心学与理学二水分流局面的最终形成。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提出了“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系列命题，以“致良知”为其晚年思想的最后定论，反映了心学思想从形成到发展再到成熟的完整历史过程。
顿悟也有“渐修”过程
张新民说，在思想领域，王阳明是朱熹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阳明思想发展有一个过程，其中龙场悟道是他思想形成、完善、成熟的一个历史性的坐标。这个历史性的坐标意味着他在龙场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引起整个明代的思想大变动，形成了一个心学风行天下的文化思想格局。
至于悟道，包括王阳明自己当时也认为，是顿悟。明朝哲学家钱德洪所编《王阳明先生年谱》里，简单记载了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经过，其中写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忽中夜大悟”“不觉呼跃”等，描述的就是王阳明顿悟的情景。这是王阳明突破名利观、荣辱观、得失观等一系列名缰利锁的捆绑，乃至突破生死观所产生的顿悟。
观察王阳明一生可以大致了解，在他顿悟之前，实际上存在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百思千难的生命磨炼的过程。也就是说，虽然龙场悟道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飞跃性质变，那种境界好像是电光火石突然展现的，但之前是有一个渐修的、实践的、做功夫的过程。
这个渐修的过程，在王阳明的人生经历中展现得清晰而生动。比如，从11岁起，王阳明已经开始立志于圣人之学。那时候，他跟随祖父到北京生活。他的父亲是状元，在北京做官，王阳明就住在父亲的官署里，家里聘请了私塾老师教他读书。这期间，他产生了一个疑问，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老师给出的答案是，读书的目的就是科举。老师的这个看法，还是少年的王阳明并不同意，而是认为读书第一等事应该是成圣成贤。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志与学，立志意味着开始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孔子谈到自己的一生时曾说过，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每过十年，人生境界都会有一次提升。显然，立志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的开始。而王阳明从11岁开始立下了成圣成贤之志。
后来，王阳明又谈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是可以感召感化的。在《教条示龙场诸生》里，王阳明说，圣贤之路，唯有四事相规，这四个方面就是“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立志”被放在第一位。王阳明表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做第一等人可能成为第一等人，立志做第二等人可能成为第二等人，但如果没有一个朝向终极目标的志向，不追求做第一等人、第二等人，就可能掉入第三等、第四等，或者由君子落入小人境界。
由此看来，王阳明的渐修功夫，实际也就是他的实修功夫，从11岁立志做圣人开始，他就朝着这个终极目标努力了，所以，阳明的致良知学，也可以叫作圣学，是要引导人成圣成贤的，是完善自己人格的一种学问体系。
在这个渐修也即实修的过程中，志向已定的王阳明，表现出非凡的定力。有一件事非常有代表性，王阳明17岁时结婚，原定的大喜之日，因为在铁柱宫里和一个道士讨论养生之术，他竟然忘了回家，以至耽误了婚事。《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定”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修正自我的第一步，归入定的境界，才能达到静的境界，人在宁静的境界中才能做很多很多事儿。因探讨学问而忘记婚事，也充分说明当时王阳明已经具有超越常人的定力。
修身要做好“加减法”
明武宗即位后，任用宦官刘瑾，而刘瑾专权，引发弹劾。正德元年，即1506年，35岁的兵部主事王阳明为言官上疏朝廷《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触怒刘瑾，受到陷害，被锦衣卫廷杖四十，下锦衣卫诏狱。
正德二年，也就是1507年，王阳明出狱后，被贬谪贵州修文县龙场做驿丞。那时候，都把贵州看成蛮荒之地，驿丞职位又低，所以，王阳明自己也写道，“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
在奔赴龙场的路上，王阳明又写了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首诗描写了路上的艰难，很直观地反映了王阳明当时的心境，同时也抒写了他的人生态度，更令人关注的是，诗中也包含着很多“隐义”。
所谓“隐义”，是王阳明通过一些景物或者意象，来隐喻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人生意义的看法。比如，诗中的太空，就是隐喻作者的心体，意为心体像太空一样广阔。但是，此时心中也可能还掺杂一些杂念，像浮云一样来来去去。王阳明用“浮云过太空”，来隐喻自己的一种心境，无论是私心杂念，还是外部的艰难困苦，不过如浮云一样从心体一扫而过。这种超越的境界，在诗的后两句又获得进一步强化，尽管外部世界很险恶黑暗，宫廷权力斗争像海涛一样汹涌澎湃，但是对自己的心体并没有干扰，自己的心体仍然是纯正的光明的，勇于接受命运的挑战。
在龙场驿丞这个职位上，公务并不繁忙，王阳明有更多时间做学问和悟道。他自觉做好“加减法”。做学问需要不断积累知识，是需要做加法的，或者叫正的方法。同时，在人生修养上要做减法。怎么做减法呢？得失可以不计较，去超越。荣辱可以不计较，去超越。毁誉也可以超越，不去在乎。人生修养就是要把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减掉，最后回到自己的本心，这叫负的方法。在那样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王阳明能够把毁誉、荣辱之念用减法化掉，不在乎，而且是根本化掉，超越它，这种境界还是有诸多可借鉴之处。
都说一念生死，如果说得失、荣辱可以超越，生死能否超越？如果不能超越生死，悟道是不彻底的。王阳明说，生死是从命根中带下的。一切存在都是好生而恶死，例如，向日葵围着太阳转，就是为了生存、争取太阳的能量，又有哪一个生命不希望多占有一些维护生存的优质资源？所以，儒家之道讲“生生之道”，但这不等于人不可以超越生死。怎么来超越生死呢？路径何在？王阳明认为，需要通过静坐的方法，做到归一，也就是归到心性的本体。这也是一个收放心的功夫，在静坐中超越生死，在超越生死中悟道。所以，王阳明龙场悟道，才有了“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感悟。
静坐不同于坐“枯木禅”
王阳明的思想，显然也是在不断纠偏中向前发展的。
比如，静坐的修身方法，在王阳明看来，静坐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把心收回来，这还是收放心的功夫，以此来内观自己，涵养生命中活泼的创造力，体认真实的自我。
这时候问题又来了。王阳明发现，有些人因为在静坐中体验到身心愉快，于是贪静厌动，不愿意再做磨炼的功夫了，如此一来，无异于修“枯木禅”。所以他又主张，静坐中一定要“省察克治”，省察就是反观自己，内省自己，要观察自己内心世界的存在状态，每时每刻都要思考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同时，还要克制自己的私心杂念。
但是，王阳明发觉，这些办法仍然不太管用，在接近50岁的时候，他正式提出自己的良知学说。王阳明的“致良知”，是在孟子的“良知论”和《大学》里的“格物致知”结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这绝非仅仅是一个口号或者口头禅，是阳明先生用渐修当然也包括顿悟换来的饱含生命体验的结论，是自己在长期人生实践中秉持的一个实证的功夫。
“致良知”作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包含着以良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减法去掉私心杂念，扩展自己心灵的内容。按阳明先生观点，良知通过“致”实践出来，这个实践的大门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每个人都有良知，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心内有良知，就有实现超越的可能。如果当下呈现良知，当下就是一个圣贤，所谓放下屠刀后，立地可以成佛。
“致良知”给每个人都打开了一扇大门。良知人人都有，这个思想就意味着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良知意味着道德，它的实践意味着道德的实践，所以，在道德面前也是人人平等，没有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的区别。平民百姓“致良知”，一定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达官贵人的良知如果被遮蔽，在道德世界里同样要被驱逐出去。
人人都有良知，又如何去判断是非，判断的标准何在？毕竟，良知无是无非，良知本身也是是非。在这里，不能说有好的良知或者坏的良知。坏的良知还叫良知吗？那一定叫私心杂念。良知无是无非，良知无好无恶，但是良知一定具有知是知非的功能，因为它能够生感生应，一定能好能恶，而且这是人人都有的。就比如，一位没文化的老太太，也知道感应，天气阴冷，老寒腿就痛了，这就是生感生应。
因此，判断是非的标准，按照阳明学说，不在权力世界、不在朝廷、不在宦官、不在皇帝，而是存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它不是从权力世界分出来的，不是物质成就堆出来的，是良知呈现才彰显出来的。每个人自身的良知，就是自己的指南针，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正因为人人都有良知，所以才有人格尊严、道德尊严，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良知可以推衍开来，一步步地寻求超越。“致良知”可以使个人超越自我，在家庭里面实现自己的价值；超越家庭，在社区里实现自己的价值；超越社区，在更大范围实现更高价值，最后放大到超越国家、对全人类的关怀上，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大众日报记者 于国鹏）
原标题：做“减法” 让人生回归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