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传播进行的专业学术研究迄今有40年左右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者在对实践进行总结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理论上的真知灼见，而承载这些理论的文献也成为科学传播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并在工作过程中加以利用的资源。
今天我们探讨一下布赖恩·温（Brian Wynne）发表的题为《被误解的误解：社会认同和公众对科学的吸收》（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一文，以及它对科学传播的启示。
作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以及兰卡斯特大学环境变化研究中心负责人，布赖恩·温于1992年在《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上发表了这篇著名的论文，截至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引用了1700多次，足以说明它在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和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正伟曾经于2003年在《科学学研究》撰文探讨了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这里略作介绍。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以此为标志开始了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但是对公众科学知识的测试，使得很多报告认为“无知的”公众在知识方面的“缺失”需要科学家去填补，这就是所谓的“缺失模型”（后续将单独撰文探讨这个问题）。该模型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以及公众是等待科学知识灌输的“空瓶子”这样一种假设，其目标是补偿公众在科学方面的缺失。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公众并非对科学无知，而是科学自身和科学机构对公众并非无知的无知，而且科学界在就某个议题进行传播时，也往往孤立地看待科学本身，脱离了科学发生作用的情景，甚至没有意识到信任和公信力是科学传播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通过对坎布里亚羊事件的梳理和分析，布赖恩·温发现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型（即缺失模型）在实践中存在着很多弊端，科学本身也缺乏反身性，脱离情景的知识会让科学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再加上信任的缺失和公信力的受损，就会让目标受众走到科学传播欲获得的效果的对立面，进一步加大而非弥合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
科学传播的发生应该是情境化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与公众之间协商的结果，因而这里就存在着二者的张力，甚至掌握科学的专家与被认为不掌握科学的公众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这一方面因为专家的专业知识领域可能有限，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公众的多元与异质性，甚至很多专家在自己专业知识之外也与普通公众无异。当然，在克服这种张力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信任的问题，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段婚姻，而解决危机的第一步就是要理解对方的理由，不论这些理由是对是错，因为这是对话开始的地方。但是我们会发现，由于科学自身缺乏反身性，所以并不会去刻意地听从安娜玛丽亚·特斯塔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在开口之前，必须学会倾听。要让你自己被别人理解，你首先要理解别人。”而实际上，由于长期在坎布里亚从事养殖业，当地居民对所处情境和本土知识理解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比专家更深刻，而如果针对特定问题给出的科学建议未能考虑本土性因素或者说本土知识的话，那么其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另外一方面，这篇文章还涉及到了不确定性的问题，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辐射沉积物的富集水平并没有像科学家所说的那样表现出任何程度的降低，也就是说“科学研究最常见的结果或许并不是真相，而是不确定性……与其说科学是知识的积累，倒不如说是识别和处理不确定性的技能，正确识别和处理不确定性是良好科学的标志。”正因为如此，科学界在坎布里亚羊事件上的表现异常糟糕，因而也损害了科学传播的公信力。换句话说，“科学家并不能确定长期暴露于低水平化学物质或放射性环境下会给人们带来什么程度的健康风险，他们主张存在一个临界值，如果低于这个值，人体自身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修复低水平暴露带来的损害。”在公众的印象中，科学家拥有特殊的技能和力量，他们能够生产出客观知识，缩小不确定性的领域。虽然我们在坎布里亚羊事件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逻辑，但是科学界却用确定性替代了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科学传播的失败。
因而，这篇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献也提醒我们，科学传播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它不仅仅关涉科学本身，还包括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公众实际上对科学的理解程度、本土性知识的吸纳，以及信任的建立等等。我们可以认为这篇文章开创了外行（laymen）知识合法性的研究，从而奠定了公众平等对话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