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医护人员、专家学者到普罗大众，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可能对新冠肺炎有效的疗法与药物。在病毒的凶险面前，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种或几种确证有效的治疗方案，从而让轻症患者很快康复，重症患者不必在生死边缘徘徊。为此，各地医护人员与研究人员提出了花样繁多的方案与假设，大量临床试验也在紧锣密鼓的救治工作中得以立项。据报道，目前，仅在我国，就有超过200项已经注册的新冠肺炎相关临床试验。
从外行的视角来看，如此之多的临床试验同时开展，似乎是一件颇为热闹的“好事”。人们会本能地认为：投入临床试验的疗法与药物总数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在其中筛选出有效的选项。遗憾的是，这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却并不符合科研工作的规律与现实。
近日，南京医科大学陈锋、中山大学郝元涛、复旦大学张志杰、北京大学李立明等12名医疗专家，共同在最新一期《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共识性文章，针对现有的200多项临床试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学、规范、有序地开展试验的建议。文章指出，当前这种临床试验“一拥而上”的现状，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显然，在专业人士眼中，合理配置有限的研究资源，有次序、有章法地投入资源展开试验，才是尽早找到有效疗法的“正道”。正如这12名专家所言：如果开展的试验没有高质量的研究设计，对照组选择不合理，分组的随机化与遮蔽执行不严格，疗效指标的评价标准不客观，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保障不充分，这些临床研究恐怕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这样的试验，不仅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难题，还会造成令人心痛的资源浪费，让受试患者、研究者和管理部门的努力付诸东流。
大量临床试验同时开展，最大的弊端究竟在哪？要理解这件事，不妨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当前，我国累计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共有不到8万人。由于不同疗法的临床试验不能交叉开展，平均算下来，每个临床试验的样本规模，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200名患者。要在统计学上验证出一种疗法确实有效，这个数量级的样本规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现存的200多项临床试验，大多数都注定难以取得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这么多试验项目齐头并进，共同“瓜分”有限的患者样本，不如集中力量，针对最有希望的药物和疗法，展开大规模、高水准的临床试验。这既有利于研究者取得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能够得到学界认可的试验结果，也能够防止此前种种低质量实验的“乌龙结论”扰乱公众认知。
2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组长、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争取来的这一段宝贵时间要用好，尽管我们列出了很长的研究清单，但也强调研究项目应该有优先次重，以便快速地掌握知识以进一步阻断病毒传播，进一步降低重症率及病死率。”布鲁斯·艾尔沃德这段言之有物的发言，值得所有研究者认真倾听。
为了控制疫情，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以不小的代价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为了不辜负这些努力，医护人员与研究人员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在研究条件最适宜的当下分清优先次重，以图取得最好的研究结果。科研工作不是捕鱼，只靠“广撒网”是收获不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的。此时，与其“一窝蜂”地开展大量试验，不如用心做好“少而精”的重点试验。研究者还需把全球研究工作的大局置于个人和单位的利益与得失之上，尽量不要为了自己的研究挤占主要研究的资源，如此才符合医者仁心的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