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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王闿运。一生交游涵盖晚清大部分重要人物，是清末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经学大师”“湘学泰斗”，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其学术成就与思想影响深远。王闿运诙谐善谑，“唐突古人，自成一家”，一生风骨不肯让人。治《湘军志》，“私论官书均当兼采”，秉持公心。在大是大非上其态度从不含糊。
王闿运自道“唐突古人，自成一家”，自诩“魏晋以后，都不识圣。圣人大道，自我而明，如日再中”，自叹“本朝二百年无著作之手，有一识大思精如闿运者，又不得与承明”。他治学一辈子，著作等身，但被人艳称的杰构偏偏只有一部史著——《湘军志》。
1861年，郭嵩焘在长沙设立褒忠局，与罗汝怀主持编纂《湖南褒忠录》。次年，郭嵩焘写信给金兰之交曾国藩，商订体例。曾国藩回复，对此举持保留意见，关键原因在于金陵未克，全局仍有可能翻覆，等将来真正大功告成了，再编纂此书，方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郭嵩焘听从了曾国藩的建议，《湖南褒忠录》杀青之后，并未立即印刷。
同治年间，湘军将领处于高光时期，他们硬生生接下泼天的富贵，被清廷擢拔。直到曾国藩去世之后，他们才猛然察觉，当时的起兵之人和殉难之士已近乎湮没，传闻失实，功烈未彰，若要取信后世，扬名久远，必须勒成一部史书，于是大伙儿决定找一位顶尖高手来修撰湘军史。还有谁比王闿运更有资格接下此单？他是本土大文豪，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集，实属最优选择。最为重要的是，曾国藩生前就有过“著述当属之王君”的叮嘱。于是经由吴敏树动议，郭嵩焘倡行，曾纪泽主持，赍送了丰厚的稿费给王闿运。时为1875年，王闿运43岁。
古代的史官原本分为左史和右史两类，二者分工明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譬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太史公著《史记》，将言与事合而为一，从此创下新例。王闿运直接取法班固和司马迁，“为有德之言”。
当年，尚在搜集资料阶段，王闿运就写信给刘坤一，阐明《湘军志》旨趣：“其意不在表战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由。”这无疑与湘军集团功勋元老们的初衷背道而驰。王闿运拿定主意，花费5年工夫，写成《湘军志》，总计16篇，10万余字。
《湘军志》杀青后，王闿运感慨系之：“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在王闿运的笔下，朝廷的官吏昏庸无能，湘军的将领贪残成性。大将曾国荃和刘坤一，前者无异于市中之屠夫，后者仿佛是乡间之笨伯。大佬们恼羞成怒，纷纷跺脚黑脸，指斥《湘军志》诬枉不实。多年后，湖南巡抚陈宝箴盛赞《湘军志》，竟也怀疑王闿运纯粹以个人爱憎驱遣笔墨。殊不知，王闿运认定“怀私文必不能工”，他是秉持公心才敢开罪大佬强梁。
事情越闹越离谱，那些原本狂恣跋扈的老帅老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给王闿运一点厉害瞧瞧。曾国荃尤其恼火，金陵决战明明是他戎马生涯中的头号亮点，王闿运却轻描淡写，把众志成城的太平军描写成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使其军功大为减色。曾国荃的门人“怒于市而色于室”，忿骂王闿运笔下专揭九帅的疮疤，专寻九帅的晦气，专跟九帅过不去。他们甚至准备捋袖动粗，大有暴打王先生一顿而后快的意思。其实，王闿运笔下已为曾国荃开脱不少，并未赶尽杀绝，既然曾老九不领情，王闿运也只能摇头叹息：“不知文之人，殊不可与言文！”
因为《湘军志》一书，王闿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这回连老朋友郭嵩焘也抹下面子，不再同情他的遭遇。王闿运不胜其烦，不堪其扰，只好妥协，将《湘军志》的雕版和部分成书交给郭嵩焘，任其毁弃。可是王闿运的蜀中弟子不畏强权，硬是将这部史志刻印出来，使它流播于坊间，岿存于世上。
（文字原载于长沙晚报“文脉长沙”专栏《名士湘绮》，后期音频：罗芳 聂思佳 许芊蕙）
原标题：王闿运与《湘军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