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国人对同一姓氏，依然会亲切地称呼“本家”，这一现象与源远流长的姓氏文化相关。然而，姓与氏在先秦时代，绝不是等同或连用的概念。历史上积累而成的姓氏有三万余个，可真正的古姓只有四十个，我们所熟知的“赵钱孙李”最早皆是“氏”而非“姓”。那么，姓与氏到底有何区别呢？
虞万里先生在《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一书中，对姓氏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颇多建设性的观点。
首先，“氏”在甲骨文、金文中是常用字，多与官、人、国、族混用，后可指代部族或首领。征之先秦文献，便会发现古人常作“氏姓”而非今天习惯的“姓氏”，“氏”的出现更早，即先有“氏”后有“姓”。
其次，商代普遍称“氏”，“姓”源于周初王室为巩固统治而发起的“册命同姓”行为。面对周初的管蔡之乱，周公决定采用分封同姓姻亲的制度，建立政治军事实体，维护各地统治。册封同姓，意在彰显兄弟之情，使国家稳固，不互相攻伐。换言之，“姓”的出现和赋予，是一种政治策略，鲜明地体现着统治者身份的合法性。
再次，“姓”还来自对上古帝王后裔的“赐姓”。商周鼎革之际，夏商的著名氏族沦为庶民，周人为昭明自身统治的谱系，也分封异姓。通过赐异姓某个专属姓号的仪式，表明周人统治的浩荡恩德。当然，同姓、异姓之间，有显著的亲疏薄厚之别，并体现在周代的礼仪与制度上。总之，无论是再命袭封，还是新命初封，都与周初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变氏为姓的策略产生作用了吗？以周初看，确实起到了维系之功，只是随着星河斗转而日渐松弛。“册命同姓”之例，比如《左传》中巫史曾对晋侯说：“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异姓、赐姓之例，当属“同姓不婚”，从人类学视角看，同姓不婚的习俗，在世界各地各族中多有体现，但周代倡导“外婚联姻”更具政治考量——通过不断的外婚而扩大姬氏血统，造成普天之下，“非我兄弟，即我子孙”的局面。
春秋时期，王室与大国嫁娶，多集中在武王、周公先后封赐的异姓，尤其是姜姓，充分证明当时众人恪守同姓不婚的规律，也体现出政治联姻的意味。
在上述情形下，“氏”的性质也自然发生改变。上古的小型氏族，基于血缘组成，而随着社会变动，包括军事吞并、经济交流、相互结盟，氏族的血缘不再纯粹，而变成了一种共同记忆。早期氏族之“氏”，多是因山因水而取名，在其后的历史中，恐怕只有强势或辉煌的氏族之名，才愿意被后代保留和铭记，“氏族”成为了一种集体认同。
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王公贵族，都有氏姓的双重记载，比如吕氏姜姓的姜子牙，惯例称呼其姓；屈氏芈姓的屈原，后人习惯取其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战国时期，氏姓之分已模糊不清。
除了氏姓，虞万里还分析了有关于名字的避讳现象。所谓“避讳”，便是有意规避某人的名字，而以其他字代替。这种现象有两个起源，一是先民出于对鬼魂的敬畏和对巫术的恐惧，二是周代冠礼文化形成的“字以敬名、谥以尊名”。
古人有名也有字，源自男子20岁、女子15岁标志成年的冠笄之礼，人已成年，他人为表尊敬而称其字。超过50岁，则可以不称字，单称排行或排行连“甫”来称呼，古代排行以伯仲叔季而论，比如孔子的“仲尼”，便可视作这种规则的例子。
原标题：“姓”与“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