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再发现”
汉武帝建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8年，26岁的张骞带领向导、随员等100余人，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张骞西行号称“凿空”，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
张骞是第一个以官方使臣身份走进西域的人，亲眼看到那片神秘土地，并带回了关于西域的真实知识。从此，中原王朝对于西域、对于那个时代所说的“西方”，便不再停留于奇异的想象和猜想上了。
张骞回到长安后，给汉武帝提供了一份关于出使西域的报告。之前，有《山海经》，有《穆天子传》，还有许多关于昆仑山和西王母的传说。这些关于西域的各种说法，大部分出于想象和猜测。之后，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记述源源不断。这些记述有正史文献，如《西域传》《东夷传》等，还有历代行人的游记、报告等，如康泰的报告《吴时外国传》、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世界观的扩大，与疆界的扩大有关，与海外交通的拓展有关，与民族交往的发展有关。不过，这种认知并不是不断直线发展着的。比如，元代陆续有欧洲的旅行家来中国活动，但当200多年后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时，还需要反复解释他们来自的“大西”“泰西”。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是一个不断再发现的过程。每一次“再发现”，都是一次更具体、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过程。
19世纪中期以后，陆续有一些中国人走出国门，来到欧洲和美洲。他们见到西方的世界，看到西方的风俗与文化，我们可将其称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撰写的游记、日记和报告，对于中国人真实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乃至认识世界发展大趋势，对于洋务运动和维新启蒙，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变革都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有关。新的知识、新的经验促进对自身文化的比较和反思。世界视野的扩大促使人们反省本土文化，并且利用这些新知识、新文化来补充自己、改变自己、发展自己。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对外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知识更为扩大的时期。
不断寻找东方
在中国人不断向西方探索、不断走向更大外部世界的时候，西方人也在不断寻找东方。
13世纪上半叶，蒙古军队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西征，中西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景。畅通的道路带来了空前的人员往来便利，欧亚大陆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商品流动、技术发明流动、思想观念流动以及文化流动。这一时期，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在广泛性和丰富性上，还是在知识的层面上，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其中，《马可·波罗游记》最具代表性，是一部比较完整地描写、介绍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著作。
事实上，在丝绸之路上行走的商人、使臣、旅行家都有许多传奇的经历，都是有故事的人。比较重要且留下文献记录的有意大利人柏朗嘉宾、法国人鲁布鲁克、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以及与马可·波罗并称为“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等。
200年后，世界历史进入大航海时代。《马可·波罗游记》展现的中华文明，成为刺激欧洲人发动大航海运动的强大心理动力。当时，一些著名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者都曾读过这部游记，并从中受到鼓舞和启示。比如，哥伦布在出发前就曾仔细读过《马可·波罗游记》，清楚地感受到了其中隐藏的商机。有人说，寻找东方是欧洲大航海事业的“意志灵魂”，而这种“意志灵魂”可谓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培育、生长和锻造的。
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把整个世界连成一片。乘着大帆船而来的，主要是欧洲各国的商人。他们把中国生产的精美的瓷器、丝绸、漆器、茶叶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工艺品等，一船一船地贩运到欧洲。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搬运工”，把中国的财富搬到西方，改变着欧洲人的生活。与他们同船而来的，还有旅行家、冒险家。当踏上中国大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领略到一种奇异风韵的文化。于是，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
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葡萄牙人克路士的《中国志》被欧洲学术界认为是又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则是16世纪有关中国的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是这一时期欧洲人了解、认识和描述中国的一个总结、一个集大成者，为此后欧洲的“中国热”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更好的世界”
从1583年利玛窦踏上中国大陆开始，200多年间有一两千名来华传教士持续书写各类书信、报告、著作以及翻译汉文经典。这些人来自欧洲10余个国家，文献书写语言包括拉丁、葡、西、意、法、德、荷、波、捷等。
严格地说，中西两大文化的实质性接触，不仅仅是物质文化层面的交流，而且是深入学术、思想、精神等层面的接触。与之相伴，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逐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进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在这些人的描述中，中国是文明的、富裕的、强大的、辉煌的，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科技是发达的、物产是丰富的、政治是开明的、道德是高尚的、文化是灿烂的。这幅“中国图像”呈现的是一个巨大的、强权的帝国，颖慧非凡、修养深邃的君主根据理性法律和高尚的国家伦理法进行统治，人民受一种高尚而纯粹的习惯规范所约束，生活在一种有规律的、乐于承受的制度中，和平和谐成为最高的追求。
这一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介绍，为的是让当时的欧洲人看到一个“更好的世界”。相关著作、书简乃至争论，不仅仅引起了宗教界、思想界的关注和思考，还深入大众的生活空间、公共生活领域。上至宫廷王府，下至街头巷陌，“中国”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成为想象的异邦、文明的镜鉴。
18世纪，欧洲的思想革新、社会改造的问题日益显现。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中国”更多作为思想资源得到重视。他们试图在中国找到批判旧制度的思想武器、社会改造的理想模式。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际遇。由于启蒙运动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因而可以说中华文化在这一时刻间接地参与了世界文化历史进程。
文明，通过比较而存在，通过交流而发展。西方典籍书写、记载中国的历史，也是西方人自我认识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世界形象逐步展开的过程，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阅读这些书写、记载，也是我们通过“他者”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的过程。这样，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解，也就更全面、更深刻了。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
原标题：文化的相遇 文明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