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黎明晨色中插在远处巅峰的旗帜

云层隔绝了阳光,走在雨中的上海宛平路,仿佛走进了漫长时光。

1936年的这条街,应称为“汶林路”。南方的酷暑,叫人坐不住椅子,但19岁的骆宾基在这里度过了5个多月孤寂而闷热的生活。他用睡眠熬过白天的燥热,在漫长的夜书写遥远边陲。在那燥热的尽头,他的小册子也写到了尽头,那是边陲线上独有的景象:“黎明晨色中插在远处巅峰的旗帜,更有劲地在狂风吹袭中,庄严而勇敢地摇摆着,摇摆着,极其迅速地摇摆着。”

彼时的他,盼望着这本书成为那巅峰的旗帜。

错过,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一般来说,晚降临人世,就要迟走向人生。”这句话饱含了惋惜、遗憾,常常引人叹息,但研究骆宾基30余年的宁波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生导师常勤毅讲这话时,却有些敬服的意味在。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吉林珲春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幼年》、小说集《骆宾基短篇小说选》、专著《金文新考》等。

在东北作家群中,骆宾基是名副其实的“后生”。及至《边陲线上》完稿,萧军、萧红等作家早已名扬上海。常勤毅说,年纪虽轻,骆宾基却有不甘落后的韧性、志气和雄心,“有月亮不摘星星”,他要闯出自己的路。

鲁迅的推荐,就是骆宾基想摘得的“月亮”。1935年,辗转哈尔滨的骆宾基,得知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并震动文坛的消息,看到了前路:一条从哈尔滨逃亡上海,通向以鲁迅和茅盾为中心的左翼文坛的道路。

1936年7月至9月,鲁迅在日记上三次记载“得张依吾信”,“张依吾”即骆宾基。长篇刚写完前两章,骆宾基就寄给了鲁迅,然而此时鲁迅已经重病在身,《边陲线上》与鲁迅擦肩而过,是骆宾基一生的遗憾。悲痛过后,他将书稿寄给了茅盾,自己则投入火热的报告文学创作当中。茅盾很快给骆宾基回了信:从《边陲线上》的“氛围气”看得出作者的笔力和未来,并同意介绍出版。然而,即使茅盾的再三推荐,种种因素导致出版仍是遥遥无期,书稿甚至差点毁于战火。终于在茅盾的第四次推荐下,小说得以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命运的捉弄令人感叹,常勤毅却深信:“错过,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拿起报告文学这个战斗武器的骆宾基,旋风般追踪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描摹战争风云,创作出《大上海的一日》与《夏忙》两个报告文学短篇速写集,还有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东场别动队》。茅盾读了《大上海的一日》后,盛赞:“这样用血用怒火写成的作品,读者自能认识它们的价值。”

灯蛾似的,飞扑向前

后起之秀,如何突破前者的光芒?《边陲线上》或许可以提供范本:你会在关东的大山里遇到心刚命苦的乡亲,在寒冷的东北冰河上对话好酒的俄罗斯人,在春日的原始丛莽中欣赏朝鲜人蘑菇形的草屋……常勤毅说,在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中,恐怕没有哪位作家能像骆宾基那样自觉、自然地表现多民族文化,不论是日军边境屠杀现场飞来的俄国境内的子弹,还是日本侵略者对汉、朝两族关系的不断挑拨,都是作者对多民族文化的观照。

作者荡开大笔,将发生在珲春的事件在大容量、长篇幅、多人物、复杂情节和多重主题的长篇小说中反映出来。常勤毅认为,骆宾基已站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写抗日斗争,他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秉持着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当时少有的。

《边陲线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对抗日义勇军的现实主义描写。对比《八月的乡村》等作品中塑造的义勇军形象,骆宾基的描写更符合现实。小说的结尾处是浪漫的:

“在灰色霾云满布的晨气中,一杆极小的红色旗帜,插在很远的两峰夹峙深处的山尖上。”

“一群人灯蛾似的,发狂地向沸腾着的人喊马鸣的山峰间,飞扑过去,提了他们的空枪筒和斧头。”

作者让正义力量的代表刘强率残部与朝鲜红党汇合,继续抗日。

“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鲁迅认为革命者当如是,恰如骆宾基心中的革命者,为理想,灯蛾似的,飞扑向前。

两个故乡,隔着生死

骆宾基是山东移民的后代,父母日常生活中种种恋乡的情结必使他耳濡目染,留下烙印。1986年,读研究生的常勤毅叩响了位于北京前门西大街的骆宾基的家门,带着点儿山东乡音的骆宾基,看到河北移民后代、哈尔滨出生的常勤毅,一下就找到了共同点。

可以说,移民身份是骆宾基文学世界的漂泊烙印,“海南家”是其中的关键词。“海南家”即渤海之南的山东老家。常勤毅说,《幼年》《乡亲——康天刚》《边陲线上》等作品中,“海南家”对游子们所具有的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令人吃惊。这条强劲而又神秘的看不见的命运之线,系在每一个游子身上,不管他们走得多远,不管异乡多么富庶,最终总要“落叶归根”。

在《边陲线上》沦陷的小镇里,挣扎生存的山东移民同当地人不同,他们在遥远的“海南”有自己的家和根。此时的关东已非发财和实现梦想之地,他们看似有另一个选择:摆脱这日益残酷的环境和异族统治下的奴隶身份回家。然而,事实却相悖,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又难以离开东北。

“自从离家到关东,心比天更高,命比纸还薄”,小说中移民们所唱的乡曲小调正是作者笔下刘房东、老张等各类山东移民的判词。嗜财如命、自私自利的刘房东被逼死前,就盼着“天老爷保佑吧,让刘强快些回来……回海南……一定回海南去”。贫苦的老张悲愤绝望地说:“我二十一岁‘闯关东’,十三年没有回海南老家了……我半年多没有给老娘汇钱……”

常勤毅认为,骆宾基在《边陲线上》中对“海南家”的浓墨重彩,不只为表达思乡之情,更为着两个故乡之间,隔着生死,隔着战火:一边是严寒的、残酷的亡国奴生活;一边是温暖的、和平的、有尊严的生活。对“海南家”的向往,正是对民族解放的渴求。

男主角,一直在成长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艺术是创造性格的工作”。常勤毅深有同感:“刘强、康天刚、邰浩然……瞧瞧这些刚强浩然的名字,你就知道骆宾基属意的男主角该有什么样刚强的性格。”

初试莺啼,《边陲线上》在人物塑造和表现生活方面,自然有它的稚嫩之处,但总归瑕不掩瑜。在常勤毅看来,骆宾基以九一八事变后为学生讲都德《最后一课》的小学老师白书泰以及身边许多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同学的经历,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强者”的形象:具有民族正义感,心胸豁达,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警、自省、自励、自觉抵制落后思想腐蚀的几近完美的壮志待酬的热血青年刘强。

“杀猪老关知道救国。我呢……我不能这么的躲避在家庭的翅膀下过活呀!”“我不能让家庭的感情缚住了灵魂的自由。神圣的民族革命是同自己的呼吸一样的迫切和需要……人们全都投入这生命的洪流里,我可不能做——阻碍水流的山石……”机缘巧合下,富人之子、知识分子刘强毅然踏上了抗日救国之路。

面对“救国军”中的种种弊病,面对敌人的封锁、瓦解,刘强努力寻找出路,他的自救、自我升华体现了作者对于“强者”的精神要求。义勇军弹尽粮绝时,面对要不要向朝鲜农民收粮食捐的问题,他思考:“那么我们为了这些人,就不收粮食捐吗?可是救国工作就必定垮台……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让人不可避免地联想到哈姆雷特那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小说的高潮部分,投机、厮杀、叛变、呐喊……在各种声部的交响中,刘强唱响了希望之音,让众人在砍断将要捆绑他们的绳索中,看到了红色的旗帜。

“在骆宾基的文学世界中,刘强并不孤立,在康天刚、邰浩然的身上,都有刘强的性格。”常勤毅最欣赏《乡亲——康天刚》中“有月亮不摘星星”的康天刚,他身上有刘强那种“倔强”的性格,却不再是强者性格的简单重复,在命运极端凄惨的悲剧中,“到底没有俯首认命”,在“爱生活中最美的”追求中,完成了生命的超越。

这种追求,延续在作者身上,仍然是“有月亮不摘星星”的雄心。

原标题:骆宾基:黎明晨色中插在远处巅峰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