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遇挫折之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敌军的“会剿”，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出击赣南。至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一直在赣南、闽西征战。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他先后写下了9首词作。其中，《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直接描绘毛泽东在闽西的斗争生活；而《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6首词，主要反映毛泽东在赣南的革命实践和心路历程。这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及具体内容各有不同。本文侧重解读赣南词作，来感悟毛泽东深沉浓郁的赣南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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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诗词的成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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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时，曾颇有感慨地说：“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人民文学》杂志1962年5月号发表《词六首》，即《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全部写于征战赣南、闽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词六首》小序中说道：“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中阐述道：“诗总是‘哼’出来的。有的是从书斋里哼出来的，有的是从田间里哼出来的，有的是从工厂里哼出来的……而主席的诗词则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马背上哼成的”是军旅诗词的形象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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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都在写诗作词，但他的创作有三个高峰期，分别是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长征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前二者属于战争年代。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写于战争年代的作品优于和平时期的作品，军旅诗词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成就更高，他把诗情融入战争，使战争充满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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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月·秋收起义》是他的第一首军旅诗词，秋收起义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穿长衫的毛泽东开始带兵打仗，开始用枪杆子改写中国历史。尽管此前的作品也写得心潮激荡、慷慨激昂，但主要抒发“书生意气”，从《西江月·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横槊赋诗”。即便不讨论和闽西有关的3首词，6首赣南词作已足以体现毛泽东军旅诗词独特风格的定型与成熟。在赣南的峥嵘岁月中，毛泽东军旅沉思，马背行吟，笔力雄健。毛泽东的赣南词作，不再单纯摹景抒情，而是转入纪实，走向战争。战场硝烟不再是想象中的场景画面，“行军”“命令”“席卷”“风烟滚滚”“枪林”“横扫千军”“鏖战”“弹洞”等军事用语频繁在词作中出现。诗词成为他亲历的战争风云的真实写照，成为讴歌人民战争的壮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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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词作不仅描述武装斗争的场面与过程，还反映出毛泽东对革命战争的深刻把握和灵活驾驭。正如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评述道：“尽管是在枪林弹雨中驰骋，尽管是在出生入死，你看主席是怎样地‘指挥若定’，多么闲适，多么镇定，多么乐观！在他的面前腐恶的敌人如同没有，暂时性的困难如同没有，有的就只是人民革命的胜利、工农群众的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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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叫工农革命”，《西江月·秋收起义》的第一句话开门见山，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起点，而这一思想在赣南词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升华。国民党反动派一向把革命武装污蔑为“共匪”“赤匪”，而“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坚信人民武装的正义性。“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称其为“天兵”，亦即仁义之师、正义之师。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他放手发动群众。“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唤起民众、壮大队伍的波澜壮阔。“枯木朽株齐努力”的“枯木朽株”本意指残枝败叶，引申意义则是劳苦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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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环境险恶、艰苦卓绝，但毛泽东的赣南词作中丝毫没有消极悲观情绪，而是洋溢着无坚不摧的昂扬斗志和克敌制胜的坚定信念。“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横扫千军如卷席”“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彰显了“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豪迈气概；“雪里行军情更迫”“狂飙为我从天落”“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体现了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钢铁意志。这是毛泽东军旅诗词的主旋律和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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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探索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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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他一生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道路决定命运，用毛泽东的三句诗，不仅可以勾勒出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感悟到毛泽东激情澎湃的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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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诗出自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此时，毛泽东仍然在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命运究竟由谁来主宰。第二句诗出自1927年春写的《菩萨蛮·黄鹤楼》：“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毛泽东后来在解释“心潮”时写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面对大革命失败的危局，毛泽东毅然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局面从此焕然一新。第三句诗是1949年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解放意味着中国革命已经胜券在握，中国革命道路是一条人间正道，是中国革命的制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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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号镰刀斧头”，《西江月·秋收起义》中的这句诗，点明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性质。红旗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是人民军队的形象，是红色政权的标识，呈现出毛泽东的崇高理想和人生追求。红旗意象在赣南词作中得到充分表现。《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意象变成“山加红旗”的组合。他引用“共工头触不周山”的典故，把“与颛顼争为帝”的共工演绎成为砸烂旧世界、创造新天地的胜利英雄，把神话故事与现实斗争、不周山与红旗、共工与红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诗意表达，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方向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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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毛泽东赣南词作，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特点，不管是标题还是内容，其中涉及山的诗句特别多，诸如“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赣水苍茫闽山碧”“关山阵阵苍“”会昌城外高峰”。中国革命道路是在井冈山寻求到的，是从山里面走出来的，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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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才思的历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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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自谦地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用笔杆子，不能动枪。”毛泽东的军事本领不是军校培养出来的，而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磨砺出来的。毛泽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最终成为用兵如神的军事指挥家，而赣南时期无疑是毛泽东军事才华历练和升华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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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兵家都把游击战作为辅助作战形式，而毛泽东则将其提高到战略层面来认识，高度重视游击战的进攻性、速决性和机动性。1930年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召开第一次反“围剿”誓师大会，毛泽东为此专门题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是对游击战术原则和作战效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它把“打”与“走”的关系处理得出神入化。边“打”边“走”，边“走”边“打”，“走”是“打”的条件，“打”是“走”的目的，在“走”中避敌主力，在“打”中克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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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赣南词作的标题和内容，不难看到毛泽东游击战、运动战的绝妙运用。《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清楚地说明它们创作于行军路上、征战途中。“雪里行军情更迫”“十万工农下吉安”“七百里驱十五日”等诗句，充满运动感，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军旅诗词，尤其是《词六首》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毛泽东以“走”制敌，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纵横驰骋，用“走”甩开强大敌人，不断“打”破敌人的重重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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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毛泽东认为“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他指出：“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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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0年年底开始，蒋介石把过去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由一省军阀的“进剿”或几省军阀的“会剿”，改为全国统一组织的“围剿”，连续进行了五次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的“围剿”。中央红军进行反“围剿”的斗争，前三次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取得了完全胜利，创造了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是前两次反“围剿”战争的生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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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围剿”不断变换招数，毛泽东却以不变应万变，坚持“诱敌深入”，抓住敌人弱点，一鼓作气将其围歼。“雾满龙冈千嶂暗”“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毛泽东对山地作战情有独钟，善于利用深山密林、云遮雾罩的天时地利与敌人周旋，“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抒发了捷报频传时“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则把蒋介石连遭挫败后的凄惨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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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坎坷的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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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历经坎坷。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毛泽东做到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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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月21日，在文物出版社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上，毛泽东批注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这是指赣南词作中的《菩萨蛮·大柏地》和《清平乐·会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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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柏地是江西瑞金县城以北60里的一个小镇。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在此设伏击败尾追的国民党赣军刘士毅部两个团，取得了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一个大胜利。1933年夏，毛泽东再次途经大柏地，触景生情，写下《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将彩虹比作“彩练”，一个“舞”字独具匠心，使原本静态的彩虹灵动起来。“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雨过天晴，山林如浴，草木郁郁葱葱。“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诗人深感景色宜人的根据地来之不易。“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根据地更加壮美，表现出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乐观心态和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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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至7月，毛泽东在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调研指导地方工作。7月23日拂晓前，毛泽东登临会昌城外的岚山岭，思绪万千，吟成感怀之作《清平乐·会昌》。“踏遍青山人未老”，逆境中的毛泽东内心孤寂，面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一再失利，充满愤懑与无奈，但他依然在四处奔波，豪情未减，青春犹在。字里行间不难品味出唐朝诗人唐彦谦在《道中逢故人》中的感伤：“愁牵白发三千丈，路入青山几万重。”正如清朝沈德潜所云：“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风景这边独好”，不仅是对会昌景色的热情礼赞，更是对革命根据地的深情眷恋。“这边”的根据地充满希望，承载着毛泽东的奋斗与探索、理想与追求，而一想到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导致革命根据地的不断丧失，毛泽东又怎能不痛心疾首，忧心忡忡？“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心情沉闷的毛泽东视通万里，他把光明“远景”融化在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之中，诗人的心境也随着眼界的无限拓展而豁然开朗，体现出豁达的胸襟和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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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逆境中所写的《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是受“左”倾路线排挤最严重时写的两首词，所传达出的情感和作者的处境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种昂扬向上、乐观积极的阳光心态，生动展示了百折不挠的伟人风范，谱写了旷古绝伦的革命人生的壮美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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