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晚上，一场暴雨毫无征兆地倾盆而下。21点38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火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家万卫星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62岁。
悲伤逆流成河。大弟子丁锋又想起了4月底的那一天。当时万卫星刚刚拔掉呼吸机的管子，病情稍有稳定，气息还很微弱。丁锋去医院看他，他只轻轻说了句“7月份”，然后便是一声叹息。
丁锋没有接话。但他心里清楚，老师说的是中国火星探测器发射的日子。“我们都知道他最想看到的就是火星探测器上天，可他从没说出来。他是那种特别照顾别人情绪的人，怕给大家留下心理负担。”
万卫星的一生，虽然做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大事，但私下里却不是一个喜欢表露情绪的人。如今这声淡淡的叹息，听起来是那样令人心碎。
继承衣钵
万卫星的生命在探测器上天的两个月之前，戛然而止。
对40多年的老友宁百齐来说，这令人扼腕的一幕，仿佛26年前的悲伤记忆在重演。
从大学时代起，宁百齐和万卫星就是同学，一起读书、工作，又一起从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来到北京。
1994年，万卫星和宁百齐一起陪同导师李钧院士出差。李钧因有心脏病史且身体不适，选乘了软卧车厢，两个学生则为节约经费坐在硬座。
晚上，广播突然响起：软卧车厢有乘客心脏病发。两人预感不妙，赶紧冲向导师的车厢，果然看到李钧已经深陷病痛之中。虽经尽力抢救，却依然回天乏术。
“李先生是64岁走的。可谁能想到，老万比他还年轻。”宁百齐声带哽咽。
当年李钧去世时，正是课题组发展的关键时刻。悲痛之余，万卫星扛下了老师未竟的事业，立志为中国的空间科学打开一片新天地。
2004年，由于学科调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地球所）时任所长丁仲礼和副所长朱日祥邀请下，万卫星携整个团队来到北京，加入地质地球所。
到北京后，万卫星越来越忙。宁百齐半开玩笑地抱怨：“以前我们天天在一起，现在我都见不着你！”
“无关的事我不管，可这些都是‘有关’的事啊。”万卫星好脾气地解释。
其实，作为一个老牌地学科研机构，当时的地质地球所正面临着学科发展上的“瘸腿困境”：地球物理学原本包括两个二级学科——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但长期以来，空间物理学发展不是很好。
万卫星团队到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造了当时岌岌可危的地磁子午观测台链。
北起漠河、南至三亚的地磁子午观测台链，是我国重大科学工程“子午工程”的重要依托平台，但由于缺少学科带头人，多年来发展得极为艰难。特别是位于祖国最北端的漠河站，在最低温度可达零下50℃的苦寒之地，不仅需要有人值守，还时不时要派北京的工作人员去检测维修。
“这成了大家眼里的鸡肋。”当时主管台站的朱日祥说，“放弃吧，这些台站的科学意义确实非常重大；留着吧，又没人能把它们用好。”
万卫星团队力挽颓势，改造出了具有地磁、中高层大气和电离层多种国际先进手段的空间环境综合观测子午台链，有力支撑了地质地球所地磁与空间物理学科的发展。
而后，万卫星又主持建设了三亚大型相控阵非相干散射雷达项目，立志为中国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空间探测设备；由他牵头重组的中科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也迅速成长为跻身国际前列的研究平台。
当然，还有举世瞩目的中国火星探测计划。
“天问”问天
4月26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来到解放军302医院。在万卫星的病床前，邵鸿告诉他，火星探测项目有名字了——“天问一号”。
万卫星露出了微笑。
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天问》长诗。170多个问题，从天地初分、日月星辰，一路问到历史兴衰、苍生社稷。如今的中国科学家，终于要把那些凝聚着集体智慧的科学问题，递交到苍穹深处。
万卫星是湖北人，同屈原是老乡。他和屈原一样，为了向上天提出最有价值的问题而穷思极想。
当今的深空探测和行星科学，早已不满足于到星球表面逛一逛、看一看。中国已经掌握了把探测器送到火星上的技术，但飞上火星后，究竟应该做些什么、“问”些什么呢？
这正是万卫星作为首席科学家的职责所在：为中国的第一次火星探测计划，制定出一套既有技术可行性又有科学突破性的探测目标——他知道，只有在真正科学目标引领下，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行星科学强国之路。
2017年春天，万卫星把一份名单交给学生魏勇，让他联系这些人来地质地球所参加火星探测研讨会。魏勇一看名单，愣住了：这些人的单位五花八门，既有国家航天局，又有各个高校和科研单位。
“万老师，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会是这么开的。您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就是要尝试一下，看看科学家和工程师能不能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
长期以来，深空探测领域存在工程和科学“两张皮”的缺憾：工程师研制设备和载荷，却不知道这些设备将要执行什么任务；科学家有想要探索的目标，却又不知道怎样通过设备实现。
终于，万卫星带领科学家，与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张荣桥带领的工程师团队，在一张桌子上“会师”了。
“大家整整讨论了一个上午，会议非常成功。”魏勇回忆道。
“卫星”飞旋
从2008年布局火星电离层研究开始，万卫星就像他的名字那样，成了一颗绕着行星飞转的“卫星”。在之后的短短10年间，包括万卫星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发奋进取，实现了中国行星物理学从无到有的跨越。
2017年，中国首个官方行星物理专业委员会成立，万卫星担任主任。火星、水星、金星、木星……他描绘了一幅放眼数十年的中国行星探索路线图。
2020年1月12日，与病魔缠斗已久的万卫星作了人生最后一次学术报告《下一代金星探测》。看着讲台上的恩师，魏勇百感交集。10年前，万卫星也像这样组织了一场金星探测研讨会。这两场会议的听众里，有不少是相同的面孔。万卫星曾笑称那是“梦开始的地方”。
魏勇记得，那场会议结束后，他跑去对万卫星说：“万老师，既然咱们要搞行星研究，我就去德国马普学会申请行星科学的博士后。”那时，国内行星物理学几乎一片空白，这条路孤注一掷、充满风险。“要是我混得不好，你可得给我一口饭吃！”魏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求”万老师。
万卫星郑重承诺：“只要我还没退休，一定帮你到底。”
“当时会场上的20多人里，只有一两个是真正的行星科学科班出身。而今天，这批人已全部成长为中国行星科学领域的中流砥柱——这与万老师的精神感召不可分割。”魏勇感叹道。
中国的行星科学起步较晚，任务艰巨。即便万卫星这样一个行事平和、不疾不徐的人，心里也暗藏着一团急切的火苗。
“尽管中国仍未超过美苏在第一次探测热潮时的技术成就，但世界行星科学水平已经远超当年。这决定了中国无法直接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
“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然而要走的路又很远。”
他在文章里写下自己的忧急。回到现实中，他继续像一颗卫星那样，围绕行星，昼夜飞驰。
直到病魔探出一脚，绊倒了他。
好人万卫星
自2017年起，短短半年，他暴瘦几十斤。
没人意识到有什么异常。年轻时候，万卫星以爱吃甜食闻名，他和宁百齐一起坐长途车，宁百齐一小听“可乐”没喝完，他已经喝掉一大桶了。人过中年，他却成了节食减肥的倡导者，跟学生一起出差，总会苦口婆心地叮嘱：不要喝果汁，不要吃糖。
“哟，老万，减肥这么成功啊？”同事打趣他。
他笑笑说：“这不是挺好吗？”
消瘦、便血、频繁感冒……身体发出的警告却被一一忽视。每年4月例行的职工体检，他没顾上去；到9月份的院士集中体检时，肿瘤晚期的结果，震惊了所有人。
“可是我马上还要出差……”
“你还出什么差啊！”医生急了。
从那天起，这颗“卫星”的轨道发生了偏移。每隔一段时间，万卫星都要去做一次化疗。学生们自告奋勇地轮流送他去医院，但他稍稍有些精神时，还是会自己偷偷开车去。
他甚至统计了每个化疗周期的身体变化，以此编制出一个新的工作“日程表”：刚刚结束化疗的几天，反应严重，格外痛苦；快到下一次化疗时，又感到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你们有事来找我的话，就挑两次化疗中间那几天吧，那几天舒服些。”
就像认真工作那样，他认真地配合治疗、谨遵医嘱，然而2020年3月31日，他的病情出现了恶化。
入院后，这位“国宝”级别的科学家从未向医院和医生提出任何要求，从没询问过自己的病情，即便疼痛难忍，也只在医生问他是否需要止痛针时，默默地点点头。
“小时候看电影，我们都希望好人能够长久。”和他共事十多年的潘永信院士说，“可偏偏是脾气又好、心态又好的万老师生了这样的病，最让人痛心。”
手牵子午、目探火星、守地巡天、叩问青冥——如果万卫星是科幻电影里的主人公，不知会有多么炫目的人生。
但生活中的他太平凡了，质朴的穿着、敦厚的性格，仅有的标志是弯弯的眉弓和笑眼。因为很少在媒体上曝光，即便是天文爱好者，也大概率认不出他的名字和面孔。
跟同事在一起，他就只谈工作，不问其余。甚至直到去世后，魏勇才从他儿子口中得知，万老师和自己是同一支球队的铁杆球迷。
足球、排球、围棋、桥牌、《动物世界》……家人历数万卫星生前的种种爱好，让陪伴他多年的同事都惊讶不已。
像每一个普通人那样，万卫星会省吃俭用买一台心仪已久的照相机，也会熬夜看球赛，甚至跟儿子抢夺遥控器；家里的书柜上，摆满了他喜欢的历史书籍……
但从2004年来到北京后，工作骤然繁忙，他留给这些爱好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他的球友都在武汉，北京一个也没有。”
死则又育
万卫星幼年丧父，母亲一个人把他和三个姐姐拉扯大。1977年恢复高考，他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赛中脱颖而出，跳出“农门”——历经无数艰难坎坷，终于成长为中国空间科学和行星物理领域不可多得的大家。
“国家是要把他当帅才用的。”叶大年院士说，“现在正要‘帅’呢，可惜……”
万卫星留下的遗憾，太多太多了。
如今，火星探测计划蓄势待发、三亚非相干雷达即将竣工，无数的蓝图待展，主帅却已不在。
斯人已去。万卫星梦想中的那条中国特色行星科学强国路，还好走吗？
“放心，一切都在正轨。”他的学生说。
“请放心，自有后来人。”他的同事说。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这是屈原《天问》的第十七问：月亮何德何能，消亡之后，又能化育新生？
过去数十年间，万卫星培养出了一支国际水准的年轻团队。地质地球所的“80后”研究员，有1/3来自他的团队。丁锋继续深耕重力波研究，以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稳重，让团队平稳运行；魏勇2015年成为地学领域首位“80后”“杰青”，现担任中国科学院A类先导“鸿鹄专项”首席科学家，继续投身于我国行星科学一级学科建设；任志鹏31岁创下“优青”最小年龄纪录，领衔开发出国内迄今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球电离层—热层耦合模型，并初步拓展到火星和金星；乐新安归国后，接任万卫星的学科组长，和几位年轻人一起继续着非相干雷达的征程……他的近百名毕业生，每人的专业都有所不同。当学生接过万卫星留下的旗帜时，发现早已是旌旗遍野，猎猎飘扬。
当初万卫星来到这个以固体地球物理为传统优势的研究所，开辟出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的一片天空，地质地球所所长吴福元院士曾打趣他：“我们大部分人都在地上，而万老师在天上。”
“万老师在天上。”
这句话，于今念起，悲欣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