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曾说，他一生干了三件事——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送中国人进入太空。
今年6月，92岁的王永志永远离开了我们。3个月后，这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用一生书写的传奇不会被忘记，他为之奋斗的中国航天事业将继续阔步迈进。
破解导弹发射难题
1961年，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立即投身于我国第一代火箭的设计和研制工作。
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发射在即，却遭遇技术难题——西北戈壁的高温天气导致推进剂膨胀，储箱内无法灌入足量推进剂，从而影响到导弹射程。
在场专家十分焦急，想尽办法添加推进剂，王永志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该导弹以液氧为氧化剂、酒精为燃烧剂，酒精遇热会膨胀，不仅影响燃料加注，还会在消耗过程中改变燃料配比，因此加入的酒精越多，导弹上的无效重量就越大。经过严密计算，他得出“应泄出600公斤酒精”的结论。
话没说完，会场一片哗然。没人接受这位陌生年轻中尉“离经叛道”的观点。
问题解决不了，发射试验就无法进行。情急之下，王永志硬着头皮敲响了发射场技术最高决策人钱学森的房门。钱学森认真听完王永志的分析后，喊来导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说得对，按他的办法实施。”第二天，钱学森当众肯定了王永志的逆向思维。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导弹事业走上了自主研制的道路。此后，王永志在不断历练中，成长为我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技术的领军人，先后参与或主持了6型导弹、4型火箭的研制。
按期研制“长二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美航天发射接连失利，国际卫星发射市场运力短缺。同时，中国火箭研制也因市场萎缩、经费缩减而面临巨大压力。
1986年被任命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王永志敏锐地察觉到，打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是中国火箭研制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为达到当时国际发射市场的运载能力要求，王永志决定研发捆绑式运载火箭“长二捆”，使长征火箭200公里高度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由之前的2.5吨提高到9.2吨。
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这是我国与外方签订的第一份商业发射合同。然而，合同内容复杂且苛刻。美方要求我国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同时，美方只要认为我方不能发射，或没有充分论据证明能够按时发射，就有权随时终止合同，并对我方罚款100万美元。
此时，“长二捆”还画在图纸上，但距离合同约定时间只有18个月。有人劝王永志说，如果钱花了没搞成，影响到国家声望，到时候降你三级，你还干不干？
王永志说：“干！”他顶着压力立下军令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火箭竖立在发射台上。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澳星模拟星/巴基斯坦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次成功不仅让我国搭上了国际商业发射的班车，也为后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
提出载人航天“三步走”构想
载人航天，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1991年3月，王永志等人提交了一份《以飞船为基础组建空间实验室的构想》报告。在后来的讨论中，作为论证组组长的他又提出，在飞船与空间站之间，增加一个过渡飞行器。
从载人飞船到空间实验室，再到空间站，王永志的构想最终演变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
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当时已经60岁的王永志被任命为工程总设计师。他带领航天人创新攻关，蹚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展道路。
为了尽快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神舟飞船从设计之初就瞄准国际最高水平，直接采用三人三舱的设计方案。
保障航天员的安全，是载人航天活动的重中之重。王永志提出航天安全“双想”和“归零”制度，强调从源头查找问题，决不带任何隐患上天，成为如今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
骄人的成绩让王永志倍感欣慰：“我们一直是安全的。”他的妻子王丹阳说：“今年上半年，他的身体已经不能自由行动，眼睛也已近失明，可他仍不停地念叨着天上的事、登月的事。”
2024年6月11日，王永志溘然长逝。天上那颗编号为46669的小行星——“王永志星”，寄托着人们对他的怀念。（记者付毅飞 海报制作李俊霞 杨凯 孙莹）
原标题：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永志：一生干了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