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在毛泽东诗词中几乎找不到“美”字，但它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壮阔，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和深邃的思想启迪，不容置疑是一座艺术美的宝库。毛泽东诗词继承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以美铸诗、以诗证史，蕴含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趣味，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
尽善尽美美善相乐
相传舜帝南巡至湘江流域，见山川秀美，欣然奏乐，“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考“韶”字形，为“音、召”凤凰之意，韶山因此得名。《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乐有“中华第一乐章”之美誉，与中国古人尤其是儒家的一种重要审美标准，即“美善相乐”休戚与共。美而不善非谓真美，善而不美亦为缺憾，“美善相乐”构成了中国文艺的内在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相乐”是儒家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美学的主要特征。历代美学家、文学家、评论家在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问题上，多数都主张美与善相统一，都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美学思想对“善”的推崇，具体到诗词创作领域，便形成了“诗言志”这一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命题。生于斯而又熟谙传统文化精髓的毛泽东，自然也受到这一美学观念的深刻熏陶和影响。
“美善相乐”体现为“以美储善、善中孕美”。毛泽东从来不为写诗而写诗，其审美趣味具有把理想因素与现实因素相互渗透的创作倾向。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诗言志”的传统，娴熟地运用古典诗词这一文学形式，抒发着一代伟人明睿、高昂、奋进、自由、崇高的博大情怀。毛泽东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正如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云：“有第一等胸襟，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之歌、正义之歌、刚强之歌、快乐之歌、英雄之歌、胜利之歌，具有向上向善的巨大张力，蕴涵着鼓舞人、激励人、感染人、塑造人的审美价值和教育功能。
和谐共处天人合一
宋代张载首先提出“天人合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久远的一个核心理念。“天人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人与自然和谐互通。《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中庸》：“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强调涵养“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以人情看物态、以物态度人情的审美思维，是中国古人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精神家园，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主导精神。寄情山水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最高形式，山水和谐之境是中国古典艺术意境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诗词大多属于反映革命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抒情言志之作，但其情志的表达是通过自然意象的传神写照来实现的。毛泽东具有天人合一的浓郁情结，他在心物交融的丰富体验中，把花草林木、风雷雨雪、山岭峰峦、江河湖海、春夏秋冬等描绘得出神入化、仪态万千。天人合一是毛泽东的哲学观念与审美情趣，也是他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面对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长夜难明赤县天”“绿水青山枉自多”，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重塑天人关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在“天问”中质疑社会不公与黑暗。“欲与天公试比高”，他誓与不可一世的“天公”分庭抗礼。“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革命要从根本上扭转乾坤。而新中国的横空出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于是“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阳刚阴柔刚柔相济
画家徐悲鸿有一联：“白马秋凤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画家吴冠中也曾书“骏马秋凤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大同小异的两个诗句，涉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两个重要范畴：阳刚与阴柔，亦称壮美与优美，西方人称之为崇高与优美。这是自然美的情态，也是艺术美的神韵。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巍巍乎而洋洋乎，是阳刚之美；韩娥唱歌，余音绕梁三日，悠悠然而袅袅然，是阴柔之美。具体到诗词尤其是宋词的艺术风格，便有了豪放与婉约的区分。明代张世文在《张刻淮海集》首先提出：“词体大约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尔。”豪放词对应阳刚，如“大江东去”，壮阔高远；婉约词对应阴柔，恰“晓风残月”，细腻低回。阳刚阴柔，各有韵味，可以偏胜但不可以偏废，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
毛泽东诗词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纵横捭阖，豪迈雄浑，充满着阳刚之气和奔放之美。但毛泽东也深谙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所谓“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豪放而不粗疏，婉约而不柔靡。毛泽东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毛泽东气贯长虹，但他也有婉转含蓄、柔情似水、黯然泣下的浓郁情感。他的笔下既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境象阔大，也有“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妩媚可人；既有“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暴风骤雨，也有“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的和风细雨；既有“粪土当年万户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钢铁意志，也有“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热泪欲零还住”“斑竹一枝千滴泪”“泪飞顿作倾盆雨”的绵绵深情。
明白晓畅雅俗共赏
战国时代宋玉在《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下里》《巴人》是民间歌曲，《阳春》《白雪》是高雅歌曲。晋代诗人陆机《文赋》首次采用这种说法来评价文章：“石温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彼棒桔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他用《下里》比喻普通文句，用《白雪》比喻精美佳句。雅与俗本身并无褒贬色彩，不过是文艺作品在功能和风格上的某些差异。“下里巴人”中有传世精品，“阳春白雪”里亦有平庸之作。明代孙仁儒在《东郭记》中最先提出“雅俗共赏”的审美尺度：“闻得有绵驹善歌，雅俗共赏。”清代李渔也强调：“诗词未论美恶，先要使人可解。”雅俗共赏是古往今来普遍认同的审美标准，是中国人对艺术美的共同追求。
毛泽东曾经说过：“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他的诗友几乎都是文化名流或者诗词大家，他只在这个“朋友圈”里才会进行诗词唱和。但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却绝不仅仅是面向这些人的，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他一贯倡导文艺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始终致力于使中国古典诗词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贴近大众。他历来反对使用古奥偏典，绝不故作艰深晦涩，即便用典也往往都是人们颇为熟悉的，不作解释也不致产生歧义。他注重选用新鲜质朴、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甚至将日常口语直接入诗。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堪称是典雅与通俗相统一的典范，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