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与审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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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在毛泽东诗词中几乎找不到“美”字,但它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壮阔,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和深邃的思想启迪,不容置疑是一座艺术美的宝库。毛泽东诗词继承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以美铸诗、以诗证史,蕴含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趣味,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 

尽善尽美美善相乐

相传舜帝南巡至湘江流域,见山川秀美,欣然奏乐,“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考“韶”字形,为“音、召”凤凰之意,韶山因此得名。《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乐有“中华第一乐章”之美誉,与中国古人尤其是儒家的一种重要审美标准,即“美善相乐”休戚与共。美而不善非谓真美,善而不美亦为缺憾,“美善相乐”构成了中国文艺的内在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相乐”是儒家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美学的主要特征。历代美学家、文学家、评论家在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问题上,多数都主张美与善相统一,都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美学思想对“善”的推崇,具体到诗词创作领域,便形成了“诗言志”这一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命题。生于斯而又熟谙传统文化精髓的毛泽东,自然也受到这一美学观念的深刻熏陶和影响。

“美善相乐”体现为“以美储善、善中孕美”。毛泽东从来不为写诗而写诗,其审美趣味具有把理想因素与现实因素相互渗透的创作倾向。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诗言志”的传统,娴熟地运用古典诗词这一文学形式,抒发着一代伟人明睿、高昂、奋进、自由、崇高的博大情怀。毛泽东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正如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云:“有第一等胸襟,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之歌、正义之歌、刚强之歌、快乐之歌、英雄之歌、胜利之歌,具有向上向善的巨大张力,蕴涵着鼓舞人、激励人、感染人、塑造人的审美价值和教育功能。

 和谐共处天人合一

 宋代张载首先提出“天人合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久远的一个核心理念。“天人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人与自然和谐互通。《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中庸》:“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强调涵养“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以人情看物态、以物态度人情的审美思维,是中国古人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精神家园,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主导精神。寄情山水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最高形式,山水和谐之境是中国古典艺术意境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诗词大多属于反映革命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抒情言志之作,但其情志的表达是通过自然意象的传神写照来实现的。毛泽东具有天人合一的浓郁情结,他在心物交融的丰富体验中,把花草林木、风雷雨雪、山岭峰峦、江河湖海、春夏秋冬等描绘得出神入化、仪态万千。天人合一是毛泽东的哲学观念与审美情趣,也是他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面对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长夜难明赤县天”“绿水青山枉自多”,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重塑天人关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在“天问”中质疑社会不公与黑暗。“欲与天公试比高”,他誓与不可一世的“天公”分庭抗礼。“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革命要从根本上扭转乾坤。而新中国的横空出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于是“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阳刚阴柔刚柔相济

 画家徐悲鸿有一联:“白马秋凤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画家吴冠中也曾书“骏马秋凤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大同小异的两个诗句,涉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两个重要范畴:阳刚与阴柔,亦称壮美与优美,西方人称之为崇高与优美。这是自然美的情态,也是艺术美的神韵。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巍巍乎而洋洋乎,是阳刚之美;韩娥唱歌,余音绕梁三日,悠悠然而袅袅然,是阴柔之美。具体到诗词尤其是宋词的艺术风格,便有了豪放与婉约的区分。明代张世文在《张刻淮海集》首先提出:“词体大约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尔。”豪放词对应阳刚,如“大江东去”,壮阔高远;婉约词对应阴柔,恰“晓风残月”,细腻低回。阳刚阴柔,各有韵味,可以偏胜但不可以偏废,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

毛泽东诗词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纵横捭阖,豪迈雄浑,充满着阳刚之气和奔放之美。但毛泽东也深谙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所谓“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豪放而不粗疏,婉约而不柔靡。毛泽东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毛泽东气贯长虹,但他也有婉转含蓄、柔情似水、黯然泣下的浓郁情感。他的笔下既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境象阔大,也有“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妩媚可人;既有“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暴风骤雨,也有“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的和风细雨;既有“粪土当年万户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钢铁意志,也有“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热泪欲零还住”“斑竹一枝千滴泪”“泪飞顿作倾盆雨”的绵绵深情。

 明白晓畅雅俗共赏

 战国时代宋玉在《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下里》《巴人》是民间歌曲,《阳春》《白雪》是高雅歌曲。晋代诗人陆机《文赋》首次采用这种说法来评价文章:“石温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彼棒桔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他用《下里》比喻普通文句,用《白雪》比喻精美佳句。雅与俗本身并无褒贬色彩,不过是文艺作品在功能和风格上的某些差异。“下里巴人”中有传世精品,“阳春白雪”里亦有平庸之作。明代孙仁儒在《东郭记》中最先提出“雅俗共赏”的审美尺度:“闻得有绵驹善歌,雅俗共赏。”清代李渔也强调:“诗词未论美恶,先要使人可解。”雅俗共赏是古往今来普遍认同的审美标准,是中国人对艺术美的共同追求。

毛泽东曾经说过:“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他的诗友几乎都是文化名流或者诗词大家,他只在这个“朋友圈”里才会进行诗词唱和。但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却绝不仅仅是面向这些人的,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他一贯倡导文艺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始终致力于使中国古典诗词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贴近大众。他历来反对使用古奥偏典,绝不故作艰深晦涩,即便用典也往往都是人们颇为熟悉的,不作解释也不致产生歧义。他注重选用新鲜质朴、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甚至将日常口语直接入诗。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堪称是典雅与通俗相统一的典范,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