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一号”探测器于5月15日成功软着陆火星表面，那一刻，“天问一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和探测器系统总指挥赫荣伟拥抱在一起。
这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也是壮怀激烈的远征。从2020年7月23日成功发射升空，到2021年5月择机着陆火星，“天问一号”在太空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茫茫旅程。在这期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不间断地监测着它的工作状态。
解压的方式，是将“拦路虎”一个个写出来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行星探测，其难度不言而喻，对于孙泽洲而言，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掌舵如此突破性的项目。此前，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也都是孙泽洲与团队的成果。
“嫦娥一号‘进场’的时候，我30多岁；嫦娥三号‘进场’的时候，我40多岁；‘天问一号’发射的时候，我就跨入50岁了。”“70后”的孙泽洲今年51岁，在年轻的中国航天团队中是一员“老将”。感慨岁月流逝的同时，孙泽洲感恩摸爬滚打的时光，“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给年轻人的成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孙泽洲的成长，一直与困难和压力相伴。2016年，中国火星探测任务和嫦娥四号探月任务分别正式立项，孙泽洲被任命为两大探测器的“双料”总设计师，一面飞月球，一面奔火星。
从“探月”到“探火”，距离从38万公里一下子跨越到4亿公里。孙泽洲说，叶培建院士曾打过一个比方，如果地球相当于天安门广场的话，月球就相当于王府井，而火星相当于上海的外滩。从天安门到王府井可以走着去，但到外滩的话走着去可就不行了。
除了距离挑战，还有潜在的竞争压力。2020年，中国、美国、阿联酋几乎同步发射火星探测器，也被世界看作是新一轮的太空竞赛。“‘探月’时只有中国自己在奔跑，而‘探火’之旅，被看作是三个运动员在同一个赛道奔跑。”孙泽洲说。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火星探测，1975年“海盗号”首次降落火星表面，直到21世纪“勇气号”“机遇号”等火星车相继实现了火星表面的巡视探测，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技术，而我国要一次实现“环绕、着陆、巡视”三大目标，不仅起点高，难度更大。
尽管前方难题重重，但越是巨大的挑战，越能产生重大的跨越，孙泽洲在过去20多年当中，对这个信念愈发坚定，“越是难走的路，越想走一走”。
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平稳落月，中国探测器首次实现地外天体着陆。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欢庆的人群中，电视镜头拍到孙泽洲疑似掩面擦泪的画面。熟悉他的同事觉得，那八成是他高度疲劳之后习惯性的抹脸动作。孙泽洲笑道，“当时大脑是有点空白的，好像一下子放松很多，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
在多年的研究攻关中，大大小小的问题遇到过不少。“压力大的时候，总有那么几天会睡不好，甚至还会梦到这个问题。”孙泽洲说，自己解压的方式，是把“拦路虎”写出来，再逐步分解，每一项到底有多少个环节和问题，排出轻重缓急，“这样工作有序一些，压力也会小一些”。
重压之下，工作中的孙泽洲从不曾乱过阵脚，是团队的“定海神针”。对此，孙泽洲格外淡然，“其实经历的困难越多，你的信心就越强，对压力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强。”
“在探测器研制初期，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简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孙泽洲感慨，现在回想起一些硬骨头问题，“当时感觉这座山头好像很难逾越了，但后来也都一个接着一个翻过去了。”
不敢想失败，但又每天“讨论”失败
在深空探索尤其是火星探测中，人类经历了太多的失败。火星之旅长达9个月，而降落在火星表面的7~10分钟，却是整个任务的关键点，直接决定着任务的成败。
孙泽洲表示，“出远门”去火星肯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整体来说，对着陆任务的担忧比环绕探测大很多。一方面大气、沙尘等很多环境不确定因素不随主观意识转移，另一方面，火星着陆在地面的验证充分程度还无法达到完备，“火星土壤还比月球的土壤更有欺骗性，表面上可能比较坚硬，真正走过去却会陷入沙坑，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脱困，甚至最终停滞。”孙泽洲告诉记者，火星车选择在春末夏初时在火星北半球着陆，是考虑到火星北半球相对南半球更平坦，以及在该季节沙尘最不容易出现。
为准备火星“着陆和巡视”，团队也做足了准备。在沙漠戈壁，他们寻找模拟火星环境的场景，做了一个月的测试；在内蒙古，他们在空旷的草原做空投试验；在河北和北京大兴，他们也待了两个多月，测试探测器的避障等能力。
由于任务的艰巨程度，很难去回避失败的可能性。当记者提问是否设想过失败后怎么办，孙泽洲坦言，“失败是每个人都很不愿意提起的词。我其实很少去想失败以后会怎样，也不敢想下去，因为这不是个人的成败，而关乎整个团队、整个国家的投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家又整天都在讨论失败，“我们每天都会讨论故障的预案，会将更多精力放在如何避免失败上。”孙泽洲表示，研制的时候大家的心是悬着的，只有把所有情况都考虑周全才能轻松一些，“故障真的太吓人了，受到客观条件限制，单点故障是没有预案的。有时我们也需要自己安慰自己，常说想到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否则大家回去都得睡不好觉了。”
航天工作的高风险，就在于追求任务的一次性成功，决定我们要保证每一个细节。大学时候就是学霸的孙泽洲拿考试打起了比喻，“从90分到99分要付出的努力可能基本差不多，但如果要考100分，那对应的努力不仅仅是那一分，而是高数倍的努力。”
在探索苍穹的漫漫岁月中，人类不知历经多少次失败，才孕育了今天的成果。当记者提到，对于航天发射的失误，理解宽容的声音越来越高，孙泽洲欣慰地表示，从航天人角度，我们必须通过自己努力将意外降到最小；但只有经得起失败，才能取得更好的成功，进步的步伐才会更快，无惧失败也是航天事业持续发展的助推剂。
“航天任务有特殊性，失败往往都是因为没有真正掌握一些技术，而害怕失败，会失去面对新挑战的勇气，可能会制约我们对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孙泽洲介绍，“天问一号”采用了独创的“弹道升力式+配平翼”的混合方案进入火星大气层，复杂程度高，但适应性、鲁棒性更好。“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奔赴火星，但我们就采用了新技术，跟美国当前最先进的技术是同等水平。”孙泽洲自信地表示。
“我们不仅仅是到此一游”
嫦娥、玉兔、天问……揽月追星的航天人，在公众眼中特别富有浪漫情怀。孙泽洲认为，其实大多数时间大家都不浪漫，甚至是单调枯燥的，因为每天醒来，都会面临特别具体的问题、数据和算法。
当然，团队的确也有浪漫有趣的另一面，“我们很多同志喜欢天文观测，喜欢拍摄日月星辰，有的摄影水平还特别高。”孙泽洲告诉记者，在天晴的时候，他自己也会眺望火星和月亮，在没工作前，他想到的都是一些传说神话，现在更多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探测器，“一想到在月球正面我们有一个探测器，背面还有一个，我就特别骄傲。虽然我看不到它，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它就在那里。”
2020年10月“火星冲日”的天文奇观引发公众普遍关注，偏东面最明亮的那颗行星，承载了未来宇宙探测的无穷期待。一路闯关，中国“探火”究竟为了什么？
“深空探测没有直接经济利益，跟我们看名山大川有一定类似，增长见识，拓展视野，但对于火星，我们绝不是‘打卡’式的‘到此一游’。”孙泽洲说，“‘探火’将带动深空探测技术的发展和相关人才的培养，除了将‘天问一号’发射入轨、到达火星的任务，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构建独立自主的深空探测基础工程体系。”
尽管工作密不透风，孙泽洲还是用挤出来的时间回到母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学弟学妹们畅聊“探火”之旅，激励更多新生力量航天逐梦。他告诉同学们，在披荆斩棘的过程中，“天问一号”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拿火星车的造型来说，4块太阳能帆板被设计成了蝴蝶展翅的构型，尽可能地增加了太阳帆板面积，在确定该方案之前，团队足足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前后更替了十多种方案。
探测器飞得更远，我们人类探测宇宙的触角才能伸得更远。孙泽洲说，由于火星跟地球很相似，我们了解火星，也是了解地球的过去和未来。比如在火星探测的五大科学目标中，研究表面土壤特征和水冰分布就是其中之一，“太空采矿、月球火星等原位资源利用，甚至火星移民等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太科幻的构想，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未来有一些将逐渐落地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