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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宋朝陶岳《荆湘近事》载，五代十国时期，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受业者弥众，进山求学的士子均尊称蒋为“山长”。岳麓书院沿袭了“山长”这一称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校校长。从周式到王先谦，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有58位，他们既是同时代一流的学者和热衷教学之人，又是德行、声望、学识出类拔萃的硕学鸿儒。如果把58位山长的名字一一串缀起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一部山长史其实就是一部岳麓书院兴衰史。
今天，我们来讲讲岳麓书院的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山长”。
周式，见于岳麓书院史志记载的第一位山长。
976年，素来喜欢兴办学校的潭州（长沙）太守朱洞相中了岳麓山这片“风水宝地”，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建岳麓书院，并推举周式出职首任“山长”。
岳麓书院在周式的苦心经营下很快就小有名气了。1015年，宋真宗慕名在内殿召见周式，两人相谈甚欢。真宗欲授周式为国子监主簿，留其在皇宫做主讲。但周式执意要回岳麓书院做山长，最终真宗赐周式对衣鞍马、内府书籍，并题赐“岳麓书院”匾额，让其回潭州潜心教学。
扛着“岳麓书院”匾额，周式乐颠颠地回到了岳麓书院。宋时，皇帝召见一个书院山长尚属首例，岳麓书院因“朝廷重之、士望归之”而风闻天下，学生由建院之初的60余人增至100多人，超过了其时官学国子监的规模，与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睢阳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
1166年，经历金兵攻陷已是断壁残垣的岳麓书院得以重建。张栻成为岳麓书院主教，代行山长职事。
张栻倡导“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的全新教学观念，不遗余力地教学生辨义利，明人伦，自编教材《孟子说》。他觉得为学没有比分清义和利更重要的，义，是本心所应当做的，不是有所为才去做的，士子应当“见义忘利”，而非“见利忘义”，为功名利禄而读书。在张栻的精心培养下，岳麓书院的弟子重躬行践履，吴猎、彭龟年、游九言、赵方等“岳麓巨子”皆成了湘学的中坚力量，对后世“经世致用”的学风浸染甚远。
1167年秋，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岳麓书院造访好友张栻，两人造就可载入史册的学界盛事。朱张会讲给天下的书院和读书人带来了自由讲学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学风。“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有的士人“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晚清时期，岳麓书院似乎失去了活力，昔日之盛无存。1894年，王先谦接任岳麓书院山长。彼时，长沙维新思潮兴起，为了顺应时代变革的潮流，王先谦请来梁启超讲学，为了让学生“开广见闻，启发意志”，识时务，开风气，特意将《时务报》定为书院必读教材。同时，颁发《月课改章手谕》和《新定译学会课程》，引入了分科分班、百分制、按钟点上下课、交费上学、毕业文凭等一些西方教育的概念与办法。一番调整后，书院课程分经、史、掌故、算、译五门，经、史、掌故由山长亲自督课，算学别立斋长，译学另延教习，从此，岳麓书院改变了经史一统天下的格局，第一次出现了“西学式”。
这貌似可以让岳麓书院迎来新的转机，然而，王先谦围绕科举兴学的一切努力被新式思想冲击得粉碎。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山中岁月长，林深不知处。那天，夕阳余晖，如诗如画，岳麓山上的层林被映照得如火焰般殷红，王先谦孤立在岳麓书院前，深情地回望了一眼曾经出没近10年的书院大门，倔强地将头上的辫子向后一甩，步履蹒跚地没入市井之中……
至此，叫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山长已成历史。
原标题：山长，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