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的时候重新开启事业，还来得及吗？
中国科学院院士戴立信的答案是，可以。
1984年2月，已近花甲之年的戴立信辞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有机所”）的行政职务，与同事组建第十五研究室，担任副主任。
此时，戴立信已经脱离科研一线18年，因此，他经常戏称自己是“60岁学吹打”。他结合当时国际化学发展的动向，一头扎进金属催化不对称合成领域，成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并很快取得了系列成果。其中，“通过金属配位作用而实现的一些高选择性合成反应”“基于手性膦氮配体的不对称催化”这两项工作，分别于2002年和201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戴立信在求学期间，经历多次避难和转学。从浙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当过代课老师、钢铁厂助理工程师、矿冶局副科长。1953年，国家号召从事非专业所学工作人员“技术归队”，戴立信才如愿“归队”，于当年6月来到上海有机所，并一直工作到人生的最后几年。
无论是在科研一线还是在管理岗位，戴立信始终保持着对学科前沿的关注，以战略家的视野引领学科发展，为我国有机化学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倾注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2024年11月13日，是戴立信的百年诞辰。
“计算机”
1958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将科学研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两弹一星”工程。上海有机所组织全所2/3的骨干投身其中，戴立信从这时起转向科技组织和管理工作。
在承担国防任务的过程中，上海有机所先后完成了“开发研制导弹所用的高能燃料”“研制含氟润滑油”等工作。戴立信虽未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但很好地协调了各方面的工作，而他的科研管理风格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清晰——既坚守原则又灵活多样，始终以“服务人员”的态度行事，为一线科研人员排忧解难。
更可贵的是，由于时刻关注学术界的前沿进展和研究趋势，戴立信总是能够从全局出发找到问题的关键破局点，为大家出谋划策。
任上海有机所图书情报资料研究室主任期间，戴立信便开始琢磨，怎么能够节省研究人员查找资料的时间。
一次，戴立信在英国考察时，了解到台式电脑可存储和检索数据，于是受到启发。“上海有机所有很多红外光谱的谱图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当时的科学研究很重要，外单位人员做了红外光谱后，都要到所里来查谱图。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些有用的资料输入计算机，以便查找？”
他把想法提出之后，同事都很感兴趣。很快，他和王源、惠永正等人，向中国科学院申请了建立红外光谱数据库的项目。
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下，上海有机所很快实现了整个图书馆业务的计算机化，到20世纪90年代，在提供一般咨询之余，还能够帮助科研人员解决一些文献需求及课题中的具体问题。
这一举措在国际上也是走在前列的。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曾在上海有机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回国后，他言辞激烈地批评自己学校的图书馆“太保守，对自动化一点不积极”。
戴立信在管理方面的才能得到了上海有机所上上下下的认可。有老同志评价，戴立信的科研管理能力就像一台“386”——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功能最好的微型计算机。
“名片”
1978年，戴立信被选为中国化学会副秘书长。此时，中国的学术界逐渐对外开放。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中国化学会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让中国的化学研究重新起航。
戴立信先后参与和组织了1980年、1982年、1984年的中日美三边金属有机化学讨论会。200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罗伯特·格拉布斯参加了1980年的讨论会。之后访问中国时，他经常讲起一件让他倍感温暖的小事——当时旅馆的床普遍很短，而格拉布斯的身高有一米九，戴立信注意到后，特地嘱托旅馆把床加长一截。
此外，戴立信协助中国化学会做了一系列学术交流工作，邀请国外著名专家为国内学者讲解国际研究动态。
可以说，戴立信的这些工作，让国内的化学研究者迅速了解国际学术前沿，也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而戴立信本人也逐渐成为“中国化学领域的一张名片”，国际上不少学者和组织通过他与上海有机所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学术联系。
2010年前后，已过杖朝之年的戴立信，又将对化学学科发展的关切延伸到国际学术领域。他与时任上海有机所所长丁奎岭共同组织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化学家，对有机化学各领域近年来的突出成就进行回顾和展望，并编写成册。
2012年，这本英文著作顺利出版，不仅为拓展有机化学领域的专业深度提供了参考，而且给能源、教育、经济等领域的学者带来了启发，产生了跨学科影响。
“桥梁”
和戴立信共事多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乃正称赞，戴立信是从懂科学、欣赏科研的角度出发做管理工作的。
同时，与国际一流的科学家交往，极大拓宽了戴立信的眼界。重回科研岗位后，他充分发挥管理才能，充当不同学科之间、基础科学和应用之间的“桥梁”。
一方面，戴立信大力推动了手性化学与药物、生物学的交叉。1997年4月，由他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黄量负责主持、不同领域共234位专家参与的“手性药物的化学与生物学研究”，被确立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大项目。在结题时，项目被评为特优，除了发展合成方法，还获得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
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也是深度参与此项目的一员。他曾说，“戴先生作为一名组织者，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项目不仅促进了化学、生物学和药学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深度交叉，还拓展了参与项目的科学家的研究视野和方法。
另一方面，戴立信重视作为化学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不仅要在学科领域内深耕，而且要用化学服务人类发展，同时这种发展应当是绿色、可持续的。
戴立信一直希望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能走进企业、面向生产第一线。因此，当学生楼柏良选择创业时，他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戴先生关于人才培养、新技术应用、社会责任的理念，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化学的重视，对于我办公司和公司后来的发展，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每每说起恩师，楼柏良都满怀感激。
2000年以后，戴立信积极参加了一系列走进企业的活动，身体力行探寻产学研有机结合的路径。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反复提醒重视自主创新能力。
“风景”
“能和一个好学生在一起，是很大的幸福，在我的科学人生中，这种幸福还不少。”戴立信不止一次说过，“我有几个很好的学生跟我一起工作，这是很难得也很好的。”
在指导学生时，戴立信发扬了上海有机所传统的“三敢”和“三严”学风，即“敢想、敢说、敢做”以及“严格、严密、严肃”。他特别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沉下心找真问题，并在科研过程中逐步培养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实验室日常的管理中，戴立信给了学生极大的自由度。他并不赞成学生死读书，整天都守在实验室里，经常教导学生注意劳逸结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有机所副所长游书力对此深有体会。他在上海有机所读书时，和同学一样，会把周末的时间都拿来做实验。有一次，刚好戴立信到所里办事，就劝埋头做实验的游书力：“你应该出去走走看看、活动活动，不要一周7天全待在实验室里，让自己重新休整好了再来做实验。”
戴立信对年轻人的支持和关心，并不限于自己的学生。每当有即将毕业的学生找他写推荐信时，他总是欣然答应，然后认真了解被推荐人的具体情况，再花上半天时间亲自写好推荐信。久而久之，学生都愿意找这位看起来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话和和气气的老师写推荐信。
在学术会议上，戴立信身边总是围着一圈又一圈的年轻人。他总是认真听取年轻人的汇报，然后耐心给他们提出建议。和戴立信一同参加过不少学术会议的周其林形容这个场景“就像一道风景线一样”。
2023年10月13日，上海有机所举办了“弘扬科学家精神 戴立信院士从事科教工作八十周年暨百岁华诞报告会”。
戴立信穿着棕色正装、打着玫红色领带，在女儿的看护下来到现场。他的老同事、朋友和学生围在他的身旁，向他送上最诚挚的祝愿。
戴立信一如既往地考虑周到，提前准备了视频表达谢意。近7分钟的时间里，他一一感谢了家人、同事、老友、学生，并用流利的英语，问候了几位远道而来的海外科学家朋友。
“时光如水总无言，人间安好则晴天。现在的我难以做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活着的每一天还是觉得晴朗有幸。”他说。
2024年5月13日12时27分，戴立信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上海有机所设立追思厅，供各界人士缅怀。
有人留言：“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深切缅怀戴先生。”
这是他经常提及的一句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秉持的精神。
原标题：戴立信：“60岁学吹打”的“不知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