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有一天, 再也不用给冰川‘盖被子’”(下)

“除监测困难外,冰川保护也面临重重挑战”

王飞腾等研究人员日常居住的中国科学院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建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谷间,这里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发源地之一。

每年4月至9月,冰川进入消融期,国内外的研究者会从天南海北赶来这里,开展每年最为重要且集中的野外观测工作。

试验站设有基本站和高山站两个站点。第一段路程,是从海拔2100多米的基本站,开车前往海拔3500多米的高山站。大约35公里的山路要行驶将近两三个小时,过程刺激且有趣。公路一侧是看不到顶的陡峭山崖,巨石嶙峋;另一侧是幽深山谷、湍急河水。幸运的话,路上还能看到各种野生动物。

到达高山站后,车子很难再往上开。这里距冰川末端,约有3公里,需徒步前进,开启观测的第二段路程。而第三段路程,是从冰川末端到顶端,约1公里,也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由于试验地点的偏远和交通不便,运输设备和材料成为一大难题。危险,大多发生在这段登顶前的路。

“除监测困难外,冰川保护中也面临重重挑战。”王飞腾介绍,每次给冰川“盖被子”都惊心动魄,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山高、崖陡、缺氧、雪滑、极寒,还要手提或肩扛数十斤的材料和观测仪器,每步都走得异常艰难。短短1公里的路程,研究者们常常要走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将重达60公斤的“土工布”——500平方米的隔热反光材料运送到冰川试验区。

王飞腾深知攀登冰川的艰辛和困难,每次在野外科考前会组织团队做好充分准备:精心策划试验方案,挑选适合的观测设备和试验材料,准备必要的野外工具和防护装备。同时,还会与团队成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培训,确保每个人都明确当天的任务和工作流程。即便这样,在开展试验过程中,依然会因环境因素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

冰川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极其严酷,低温和强风常常使试验难以顺利进行,而积雪和陡峭的山路使运输过程更艰难,这些给团队成员造成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对于试验结果,即便是在王飞腾心里,最开始也是一直打鼓的。之后,他们又开展了持续数月的数据监测工作。试验数据表明,相较于未覆盖隔热反光材料的冰川,500平方米的试验场中,冰川总消融量减少34%。

“践行低碳生活,对冰川保护具有根本意义”

但对给冰川“盖被子”的质疑声,从未消失。成本高不高,难度大不大,效果好不好,适用范围有多大……人们不解的地方有很多。

王飞腾算了一笔账。以达古冰川为例,2020年开展试验后,观测数据显示,“土工布”覆盖的区域物质平衡消融速率明显低于未覆盖区域。而且,给冰川“盖被子”试验项目,还直接提升了当地旅游收入。

即便如此,给冰川“盖被子”,能不能大面积推广?对此,王飞腾也有自己的担忧,主要在于,这项试验的成本和难度很大,属保护性试验,虽为进行工程类减缓冰川消融试验奠定了一定基础,也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冰川保护,但仍处于起步阶段。

“无论是天山1号冰川还是达古冰川,就目前试验区域而言,选择的都是面积较小、交通便利且有旅游价值的小型冰川,推广起来很难。”如何保护数量更多的、罕有人至的冰川?近年来,王飞腾和团队也在持续尝试其他办法。

比起研究层面的困难,科研人员的严重短缺更让他忧心。王飞腾表示:“目前,国内以研究冰川为职业的,也就不到50人,寥寥可数。”

“只有真正爬过冰川,才能直观体会该研究的乐趣与艰辛。”王飞腾告诉记者,在今年4月开展的春季观测中,有位来站里学习的博士生不解为什么冰川观测数据很少,当他喘着粗气爬上坡度近40度的冰川陡坡后,这才意识到观测的不易。

“我希望通过试验,为探寻冰川保护路径提供借鉴。”王飞腾说,冰川对于稳定气候有重要作用,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多数来自冰川消融。

王飞腾盼望,能有更多人愿意踏进这一领域,真正了解它。为进一步推动冰川保护有关事宜,2022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确定2025年为国际冰川保护年。并且,此后每年的3月21日被确立为世界冰川日。为有效阻止冰川融化,科学家们也开始不断探索尝试。

这无疑更加坚定了王飞腾冰川保护的初心与决心。谈及对未来的期待,王飞腾表示,希望通过研究和试验唤起大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呼吁更多人践行低碳生活,对冰川保护具有根本意义。

“盼望有一天,再也不用给冰川‘盖被子’,而它们能按照自然规律生存下去。”王飞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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