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杜甫的《春夜喜雨》，尤其那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俨然是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准，即在无形之中打动人心、深入人心。好的文学作品就应如此，一个功用是“潜”入人心，另一个功用是“润”人心，而最大的动作是“润物细无声”。每当想起杜甫此诗，我整个人会感觉到一种毛茸茸的生机和持续无声滴落的水。
杜甫一生似乎都在颠沛流离，都在张望和探望，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如“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如“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再或者，就是不断地造访，如“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
他的这种访旧寻亲旅程，似乎都是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他穷，心却从来富贵，富得满天下都无法盛放，富得令好多人自惭形秽。他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精神和情怀可谓“富甲天下”。
杜甫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一旦肚子不饿了，他就开始寄情山水、忧国忧民；一旦肉身有了着落，他就开始深入自然万物与广大民间，体察时代的本质和百姓的现实，进而以他的诗歌抒写大地性灵、时代的本质与内心情怀。他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诗句，完全可以媲美李白的同类作品。后人将这两位诗人并称为“李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恰切的。还有哪个诗人能与诗仙李白并肩呢？还有哪个诗人能以卑微之身以诗歌为时代画像呢？
唯有杜甫。
我知道杜甫，始自少小时语文课本里读到他的《春夜喜雨》。杜甫用一首诗表达了农耕时代人们最朴素的喜悦之心，那就是“好雨知时节”，春雨对大地万物恰逢其时的润泽，预示着丰收。一首诗歌能做到如此的简单和庞大，清浅和深厚，百字敌千卷，是了不起的。再后来是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种感情是宏大的，其中有家国和黎民，也有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我读古诗，每每从中领略到的，除了文化气息上的古老与新鲜、生命内在的悲伤与蓬勃，还有诗人的责任与担当、情感与梦想。而诗人杜甫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与诞生在盛唐时期的李白不同，杜甫出生于公元712年，此时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诗句里凝结着他的忧国忧民与悲天悯人。
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记录的是安史之乱之中的民间疾苦、人在乱世的飘零与困苦。杜甫也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入蜀，在这里筑茅屋而居。张九龄诗说：“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杜甫一生总是漂泊，从这里到那里，不断地投亲靠友，他的身心和大地发生着深刻的联系。我常常想，如果杜甫的命运如李白一样，他的诗歌会如何？如果杜甫像高适五十岁而仕途而扶摇直上，他的诗歌又将如何？这些都是不可假设的。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对苦难生活的亲历与亲尝，便不会有杜甫的诗歌。
我刚到成都的时候，去杜甫草堂，那天天气溽热，但游客众多。我在草堂内外流连瞻望，不断发出啧啧赞叹，不由想到，杜甫可能是欣慰的，他以一己之力使得自己的“茅屋”成为今日的一个人文景点，为成都增加了难以估量的文化重量。这是他和他诗歌的后世功德，也是今人一大幸事。
坐于闷热无风的竹林里，遥想杜甫当年在此地的生活。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瘦弱的中年人，胡须发白，眼睛里堆满忧愁。应该就是在这里，杜甫写下了《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三吏三别等名篇。“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好像是古来写诸葛武侯最好的作品了。杜甫年代的武侯祠还算在“城外”之地，现在的武侯祠则深陷闹市。诸葛武侯之“出师未捷”，与杜甫本人的命运也颇为相像。
杜甫是一个现实情怀极重的诗人，他的诗歌体现的是中国文人难得的现实情怀，而且极其雅正、干净和纯粹。他总是在忧虑，也总是在渴望；总是在寻求，也总是在失望。正如他诗句所说：“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我兀自以为，杜甫的哀伤是多重的，第一重是自身怀才不遇，抱负不得施展：“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第二重是目睹黎民黔首离乱现实生活的疼痛不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第三重是因生活劳顿与人生无望而产生的孤独与落寞：“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第四重是对家国破碎、民生凋敝的悲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中年之前，我很喜欢李白和李商隐，读杜甫诗歌并不多，总觉得他太过愁苦和忧患。现在则觉得杜甫的诗歌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巨擘”，也是自然主义的“童子”。“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命运坎坷，但其爱民之情发自肺腑，历经岁月，依然炙热。如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中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至于杜甫的诗歌作品，司马光说得最是确切：“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
聂鲁达说：“诗人的生活必然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反映，这是艺术的规律，也是人生的一条规律。”杜甫就是这样的诗人，与其说他在书写“诗史”，不如说他“以身为史”，他的现实主义情怀，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一种感召。记得很多场合，我以杜甫《赠卫八处士》为例述其诗歌创作之方法，美赞其“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和“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以为那是神来之笔，其中有对人生际遇和生命本质的喟叹，也有人与自然的照应、情感的纯粹与温润。
原标题：唯有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