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晚，伴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光召走了！”这噩耗在熟悉光召先生的人群中迅速传播。非常静悄，就像怕惊扰了先生的安睡；又如惊雷，轰响在许许多多人的心头。
周光召先生是中国的理论物理学家，但他的学术影响超越了国界；他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但他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超越了院界；他是位自然科学家，但他的理念、精神和人格力量超越了科学技术范畴！
伴随光召先生逝世消息的不胫而走，先生的音容笑貌、丰功伟绩、崇高风范，一幕幕、一件件闪现在我们的眼前和脑海中……
一
光召先生是位极富创新精神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功勋卓著、务实低调的“两弹一星”元勋。
光召先生生于1929年，湖南长沙人。1951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2年在北京大学师从彭桓武先生攻读理论物理研究生。1957年，被国家选派赴莫斯科杜布纳核子研究所从事基础研究。不到4年里，年轻且才智超人的他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重要论文33篇，两度获得科研奖金。期间，1959年严格证明了电荷共轭宇称（CP）对称性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1960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相对螺旋态振幅，并自建数学方法，简明推导出膺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年轻的周光召作为强子物理PCAC理论奠基人之一，享誉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在学术研究方面，李政道先生曾评价说：“在我们这些人中，他也是佼佼者。”杨振宁先生说：光召先生是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他视野宽广，影响力深远，并且能够快速地洞悉新思想。他做物理研究的风格让我想起了Landau（L.朗道）、Salam（A.萨拉姆）和Teller（E.泰勒）（前两位是诺贝尔奖得主，后一位是“氢弹之父”）。
1961年，当他正在理论物理前沿披荆斩棘、高歌猛进的时刻，国内传来因苏联撤走专家，原子弹研制受困的消息。他当即决定，放弃已有建树且深有兴趣的粒子物理前沿研究，义无反顾启程回国，隐身于茫茫戈壁滩、简陋的实验室19年，把一生最富于创造力的岁月，奉献给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周光召曾说：“一个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必须要有自信，必须要有伟大的科学家和重大的发明来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和自信心。”他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刚到杜布纳不久，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大权威的报告提出异议，遭到无礼的排拒和轻蔑。28岁的他既不屈服，也没硬顶，而是花近百天的精密分析和演算，终于使该大人物坦承结果有误，并交为朋友。1961年，在确定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过程中，刚刚回国的他，以物理学家的理性思维，另辟蹊径，巧用最大功原理，力证苏联专家数据的不可能和我国专家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从而结束近一年的学术之争，扫清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中的一大障碍，再次以卓越的才华提振了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二
光召同志是一位极富远见和理性思维的战略科学家，也是一位帅才难得、位高望重的高层科技领导人。
他于1984年和1987年先后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至1997年。其后，连任第五、六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十年。中国科技界的人，回望过去那些峥嵘岁月，无不感叹幸有光召同志的把舵。2014年春节前，国务院分管科教工作的领导来到北京医院，站在光召同志的病床前，眼噙热泪，动情地说：“光召同志，您早点好起来吧，中国科技界需要您啊！”她的话道出了科技界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科学院、也是中国科技界改革探索最为艰辛、风云激荡的岁月。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科技改革的动力、目标、规律、战略、政策、路径是什么，考验着每位决策者的格局、远见、胆识、智慧，甚至还有良知。其时，社会上，对科学缺乏长远认识者大有人在，鼓吹“科学无用论”者有之；认为基础研究“不冒泡”，对中国科学院的存在价值质疑者有之；否定技术成果商品转化，说中关村“骗子一条街”者有之；否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特点，以简单方式“断粮”、削减经费者有之……10万之众的国家科学院，不少研究所连基本工资都无着落。中国科学院犹如波涛汹涌大海中的一只旗舰，颠簸晃荡，进路不明。周光召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临危受命成为中国科学院领头人的。
光召同志走上副院长岗位后，半年中深入基层做大量调查研究，同时以理论物理学家的头脑洞悉科学技术发展的内生规律和时代特征，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把握国情和院情，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战略思想体系。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之前两个月，即在1985年1月的中国科学院年度工作会议上，受卢嘉锡院长委托，作大会总结发言。他未用一字讲稿，娓娓而谈，做了一个既充满理性思考、洋溢思想光辉，又有政策举措、务实可行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近4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大凡成功之处，在这个讲话中都可以找到早期的思想源头。反之，实践中一些出了偏差、走了弯路的，讲话中也有过警示或提醒。
在这篇讲话及其后的长期领导实践中，他总是基于世情、国情、院情的深刻透辟分析，以严谨的逻辑思维阐发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面对内部怨天尤人的不理解情绪及外部“解散科学院”的各种杂音，他指出，科技体制改革是经济社会强烈需求和科学技术内在发展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它不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也不是某个领导人的决定。以现成的模式和状态，科学院是否能继续存在的确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而不是被动、防守的心态进行改革。科学院不仅是我们这些编制在院的人的科学院，而是人民的科学院，面向全国的开放的科学院。科学院的存在定理需要我们长期不断地去证明。我们要有信心，创造一个适应时代、适合中国的新科技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著名的新时期办院方针，较快统一了全院的思想认识，校准了前行的航向。
面对社会上“科学无用论”“科技同一论”等各种看法，他首先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双动力”论，并据此强调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规律，要按不同的价值准则和运行机制确定不同的政策措施。
对科学的发展，他强调长远性、原创性和开放性，“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队伍要精干，要把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推到科学研究前沿，给予稳定支持。若只顾眼前利益，“不保留精干的科学研究力量，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并创造性地提出并在中国科学院遴选建立了全国第一批开放实验室、交叉科学中心，要求以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机制运行，指出“开放实验室是未来科研组织的雏形，是‘国家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多年实践，完全证实了他当年的预判。
面对国家急迫重大的经济建设“主战场”，调动科研主力，在全国与企业、地方组成紧密合作的研发中心或基地，以项目为纽带，攻坚克难。如上世纪80年代末，面临国家经济所急，利用全院在资源、环境、农业领域的科研优势，组织了黄淮海、黄金等重大战役，为解决国家粮食、财政等急迫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技术开发类工作，他强调要按市场经济规律，积极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工作，发展高技术企业，联想、三环、中科集团、中星微电子、科大讯飞等一批有影响的高新企业，早期的发展都得到过他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与此同时，他也一再告诫，“办公司要盈利，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而忘了我们创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探索一条把科研和生产结合的路径，要为发展我国的科学和经济服务，那就不好了。”在此基础上，鉴于两类科技工作具有不同的性质、规律、运作机制、评价规则等，他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下，创造性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治院模式，为不同类型的科技工作按自身价值取向和运行规律，铺设了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不同发展航道，在早期改革的年代，既保存、壮大了基础研究力量，又开创、发展了我国的高技术产业。
在确立中国科学院发展方向、道路的同时，人才问题始终是萦绕在他头脑中的战略大事。在这次即席讲话及其后整个的决策管理实践中，从培养、吸引、关心、爱护、使用、评价、引领等方面，全面体现了他的人才思想。首先，他从长远的战略视野，关注优秀年轻科技队伍的建设。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殊时期造成的人才断层问题十分严峻，他在1985年1月的那次讲话中，就紧迫地呼吁：“要创造更好条件，把优秀年轻人才吸引到研究领域中来。”
1990年，他提出“必须在10年内，顺利完成科研重担的代际转移，这是关系科学院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同年，他提议并主持召开全院青年科技人才工作会议，这是中国科学院、也是全国范围内的首次青年科技人才大会。1994年，还在反对“全盘西化”的社会氛围下，他倡导实施了全国第一个以吸引、遴选高层次科学带头人为目标的“百人计划”。他说“育人做伯乐，莫如做朋友。”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和青年交朋友，对优秀青年人才大爱有加，不仅在工作上放心放手，“给位子、压担子”，而且亲自谈心、交朋友。他倡办成立的中关村“青年创新联谊会”，培养了大批科研、企业和管理的领军人才。
在那些岁月，有事“找光召谈谈”成了院内外优秀科技人才的口头禅，他也乐意把有限的时间尽量多地分享给他们。对年轻同志，他又绝不是只有呵护和关爱，没有教育和要求。他常讲：“年轻人要认识到，光靠年龄优势是接不好班的，必须在品德和能力两方面都达到很高水准。”在一次考察干部的出差途中，他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中，聪明能干的人很多，但要找到品质可靠、为人正派、作风踏实的人，还得多方面、大范围仔细地考察。”2004年春节期间，我建议他见见中国科大一位科研做得很不错的年轻科学家，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他人品怎么样？”直到我讲了该年轻同志的两个真实故事，他才说：“好吧，你带他来吧。”后来，这位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关注和支持下，在量子科学前沿作出了卓越创新贡献。
光召同志在紧抓青年创新人才这个战略关键的同时，善于从大系统角度，充分调动各类各级人员积极性，反复提醒“每种工作，只要是整体需要的，都要受到尊重，要有正确的评价。”“在中国科学院，要让各类人员都各得其所，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积极性的方针是不能变的！”正是基于这种人才理念，他在掌舵中国科学院期间，尽管条件极其困窘，资源十分有限，但对科研、开发、管理、后勤各不同岗位，对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人，总是以相同的温厚情感、不同的评价尺度，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努力调动、激发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光召同志离开中国科学院领导岗位后，以中国科协主席、“973”计划总顾问等身份，时刻关心着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在我国科技改革和发展事业的不同阶段，他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敏锐地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前瞻、辩证地及时指出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引导和指导着科技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在2005年的中国科协年会上，他表示，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大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一定要处理好学科与任务、基础与应用、重点与面上、个人与团队、创新与科普、老中青、产学研等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是相互依存又互为矛盾的统一体，我国历史上，对这些关系的把握有过多次失当，反复折腾，危害很大，定要引以为训。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
原标题：缅怀周光召先生：我心中永远的大先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