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学科发展，解决生产问题
沈其益的农业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注重教学、科研和实践三结合。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农大”）推行“农耕学习”，把一年级的新生都集中到卢沟桥农场进行一个生产季节的实习，由教师随农时讲授专业学科的概要，使学生们对农业生产全貌有所了解。
而且，他始终认为农场和实验站是农业学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1956年农大选择校址时，他按照建校、建（农）场、建（实验）站三原则，不辞辛苦地走遍了北京的东、西、北郊，最终选定了临近实验站和农场的马连洼。
同时，他还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实行所系合作，协作科学研究，共同培养学生。其间，他联络中央气象局在农大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农业气象系。上世纪60年代在中央“加强农业科学研究”的号召下，他负责筹建了农大的研究生院，创办了研究所，提升了学校的科研能力。
沈其益始终坚持农业科学为生产服务，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重大问题。1962年，在由他推动建立的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沈其益向与会的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力陈当年稻谷损失的严重情况。
在范长江的支持下，大会组织部分专家进行专题研讨，并向中央提出了紧急建议和可行性措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情况后十分重视此事，特地将此建议列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正式文件。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要求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技术改革，使我国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事后，因这一紧急建议未事先向农业部党组汇报，沈其益受到了不小的责难，但是看到农业科技工作受到如此高的重视，他又感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
1963年，沈其益组织成立了小麦条锈病综合防治协作组，查明了条锈病菌在西北、华北的越冬、越夏基地，传播流行规律，病原菌生理小种产生变异的地区和原因与小麦品种抗性丧失的关系，从而控制了小麦条锈病的流行。
上世纪70年代初，在棉花黄、枯萎病日益严重，已年逾花甲的沈其益冲破重重阻力，组织了防治研究协作组，确定了以抗病品种为主的防治策略，对从不同棉区分离到的76个枯萎病菌菌株统一进行生理型鉴定的联合试验，一举解决了综合防控问题，并且培育出不少抗病、丰产、优质的新品种。
上世纪70年代末，他又提出“综合治理涝盐碱地，把黄淮海地区变成大粮仓”的建议，是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的重要策划、组织和指导者。90年代，他已经退休，依然建言国家加强种衣剂和良种包衣技术的研发，这一建议促成了种子产业化和粮棉油的稳定增产。
重视科学普及，参与科技外交
沈其益在青少年时期，目睹国家受到欺凌压迫、民不聊生，坚定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同时，他也意识到个人力量十分有限，认为必须团结科学界仁人志士共同努力，才能有所作为。1927年，中华自然科学社成立，这是由中央大学学生发起的、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致力于从普及科学知识入手以实现科学大众化的组织，而该社也成为沈其益孜孜探索科学救国之路的舞台。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普工作主要以出版科技书籍、举行科学演讲、组织科学考察团和进行学术交流等方式开展，最多时社友达到4000余人，尤以1932年创刊、每期印数达几千册的《科学世界》杂志最具影响。沈其益曾在《科学世界》发表《植物的食料和生产》和《近代农业机械化》等文章，宣传农业知识。在英国留学时，他还参与了该社欧、美分社的成立。
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后，沈其益被推选为该社常务理事和总干事，投入了大量精力参与社务。他还曾邀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到中央大学演讲，向其介绍中央大学和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工作情况，增进了西方科学界对中国科学的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对科学机构进行了整合，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科普），自然科学工作者有了新的统一的组织。沈其益担任全国科联宣传部长和全国科普副秘书长，继续从事科学普及的组织和推广工作。
他还担任全国科联机关刊物《自然科学》的主编，积极宣传党的科学方针政策并组织科联各学会的活动。在《自然科学》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合并后，他担任了《科学通报》这一当时中国科学界最重要的刊物的副主编。
1958年，中国科协成立后，沈其益担任宣传部长。他利用主管的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4种通报类期刊，在提高中学数理化、生物教师的水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之后，受周培源和钱学森的委托，沈其益在科教座谈会上陈述了中国科协下属学会和科普工作的重要意义，促成了中国科协的恢复，并被任命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沈其益等人的建议下，中国科协创办了中国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以下简称“农函大”）。他担任名誉校长，讨论办学宗旨，参与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工作。
他提出，要培养“养得起、留得住”的技术人才，为农民科技服务，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于是，农函大一方面聘请高校有理论和生产实践的教师编写函授教程，另一方面请有实践经验的生产能手编写当地乡土教材，组织农业推广人员开展技术面授和辅导，培养了数百万名学员，提高了农民的科学素质，培养了一批农村科技致富的带头人。
沈其益还是中国科技外交事业的重要参与者。1945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他很早就加入了该协会，曾担任常务理事。之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参与了非政府性质的国际科技组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世界科协”）的创建，这是当时唯一一个包含来自两大社会阵营国家的科技工作者的组织。
1956年，世界科协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召开，这也是第一次在我国召开的国际科学团体会议，有来自17个国家的1400多名科学工作者参加。沈其益全程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经世界科协副主席李四光推荐，担任了世界科协的区域理事和世界科协机关刊物《世界科学》的中方编委。之后，他多次参加世界科协的全体会议，并先后编发了《中国的心脏外科》《中国考古新发现》《盐渍土的改良和利用》等文章，向世界宣传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成就。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与由苏联主导的世界科协的关系也有所变化。
1964年8月，中国科协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日本5国共产党主导的北京科学讨论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大规模国际性学术会议，除中国外，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43个国家和地区的273人参会，论文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各领域。
会前，沈其益受命担任代表团团长，先后访问了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5国，向各国说明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情况和意义，邀请他们参会，还参观了这些国家的科学机关和大学，扩大了彼此间的学术交流合作。其间，他特意安排访问了摩洛哥的柑橘研究所，促成了周恩来总理在访问摩洛哥时提出的引进优良柑橘品种一事。
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他又先后率代表团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参加国际植物保护大会，推荐农大教师出国考察进修，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因此脱颖而出。
2009年，在农大召开的沈其益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向大家讲述了沈其益先生的抱负和理想：“早在上世纪40年代，沈先生就对中国农业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中国的最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中国要想成为富强的国家，必须把农业科技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中国才能富强，社会才会稳定。”
这段话准确概括了沈其益一生，他对中国农业科技事业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原标题：沈其益：一生奉献科教兴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