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正值炎夏，一时暑气难消，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人声古乐的喧嚣中，蒸腾起新的一轮五彩斑斓。
贡院街另一旁的夫子庙一大早便迎来了香火，孔夫子的牌位和巨幅画像前，总是有孩子在家长的授意下，懵懂着烧香叩拜。
古时幼童开蒙，拜孔子是必需的仪式，祭孔、拜孔与后来的科举取士互为表里，逐渐完善成一整套从入学到步入仕途的礼仪规范。夫子庙前，有“天下文枢”牌坊，秦淮河边，还有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位于金陵东南，经过明清两代的扩建，在清同治年间考生号舍多达20644间，占地30余万平方米。及三年大比之日，赶考的江南士子可有两万余名。
明清科举考试分级取士，熟读经书的江南学子，需要先通过家乡的预备考试，才有资格坐在江南贡院的号舍里应考。在正式进入科举考场之前，学子们先要通过官学的入学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分别由知县、知府和各省的学政主持。通过了这三场预备考试，童生才能升格为生员，也就是“秀才”。
在江南贡院举行的是正式科举考试的第一级考试，即“乡试”，在各省省会举行，分为八股文和试帖诗两场，录取者为举人。第二级考试为“会试”，这是向各省举人开放的中央级考试，录取者为“贡士”。
获得会试资格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即作为国子监监生，通过纳捐保举或是父辈为官受恩取得资格。和通过乡试取得应考资格的举人相比，国子监生显得低人一等，实际上通过国子监进入仕途在明代是重要的途径，只是到了清代，随着纳捐监生数量增多，品行学识良莠不齐，监生的名声便坏了起来。若是学子能通过会试，就有机会迎来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殿试”。殿试结果分为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与三甲若干分别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
贡院虽是乡试考场，但因江南文人才华横溢，通过江南贡院选拔考中状元者仅清代就有58人，占了全国状元的半数以上。由于江南状元众多，便有了江南状元被改成探花的公案。清代文学家赵翼是常州人，他出身贫寒，凭借才学文气取得状元，乾隆帝却将他与排名第三的陕西人王杰互换，理由是还没有陕西学子中过状元。“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虽然赵翼未能取得状元之名，但这位力求作诗推陈出新的江南才子，用一生的文学造诣证明了他才是当之无愧的状元。
如今江南贡院内还保留着众多进士、举人的牌匾，牌匾为木质，历经风雨后均已开裂变色，但“状元”等字样仍清晰可辨，凿刻痕迹里依稀有往日的荣光。贡院长廊一侧还有唐伯虎、吴承恩、郑板桥、吴敬梓的雕像。白天游人不多，即便到了晚上游人如织，也多是为了廊边的秦淮河水，此时的牌匾和塑像，便都沉默在灯影交错中。
在科举制度延续的最后几十年，以经史为主导的传统考试已经无力承受近代西学东渐的冲击，其固有的制度流弊愈加凸显，其选拔人才的作用也日益削弱。
晚清科举改革几番起伏，伴随着中西学的“体用之争”，新式学务与科举制度的冲突不断，虽然先后有废八股、改策论、开特科等改革措施，终究无法挽回科举制度的颓势。即便1903年清政府已经批准了张之洞的科举“十年渐废”方案，时局激荡下的科举制度在两年后就被提前废止。张之洞本是清同治二年的探花，正是科举成就了他，但正是这位重科甲的朝廷重臣，意识到“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科举制度最终被自己筛选出来的士子终结。
科举既废，存续800多年的江南贡院被逐渐拆解、侵占，民国年间一度被辟为市场，而在2014年中国科举博物馆建成之前，江南贡院的明远楼、飞虹桥已经被集市和高楼包围。昔日决定江南学子命运的考场，被淹没在叫卖的人群里。
1897年，18岁的陈独秀进入了江南贡院。这位年轻的秀才在自传中坦言，要不是有兄长帮忙领取考卷，恐怕自己还没经历三场九天考试的磨炼便会“在人丛中挤死”。随后，狭小的号舍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的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滋味，恐怕不只是狭小局促、考期漫长带来的身体不适，更多是跃龙门前的孤注一掷，士子心头的紧绷与撕扯，都凝结在这小小的号舍中，将命运交付给面前的答卷。然而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士子如陈独秀，纵使因为母亲的眼泪而走上科举之路，也最终选择跳出桎梏，执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投入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隐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矮屋”，无法用两块案板隔断时代的裂变与生机。走出“矮屋”的士子，终将过渡为“新人”。
关于科举制度的功过成效，仍是今人治学绕不开的话题。回头再看这种一度影响东亚及英、法诸国文官考试的制度，似乎只剩下对历史的敬畏感与隔阂感。中国科举博物馆内有墨池，方正池塘，虽取“墨池”之意，实则池水至清。略微靠近，恍惚间有涟漪泛过，倏然而止。而今再逢高考放榜之日，鱼龙变化，寒窗十年，也似弹指一挥间。
原标题：江南科考士人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