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共12卷，1998年5月完稿，由山东教育出版社首版印行。出版社的编辑将此书做得精美凝重，他们根据我当年写的序言提供的时代背景，为这套书设计了寓意深刻的封面：灰暗的天空，波浪翻卷的大海暗黑如夜，风高浪急中，成群的海燕迎风飞舞。在海天接连的远处，黑暗中乍现微光。这画面，暗示着忧患深重的中国将在艰难困苦中获得再生。几十年过去了，那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依然保留在丛书所有作者的脑海中。对许多作者而言，这次写作意味着他们学术生涯迈出的第一步，为他们留下了一种永难忘却的记忆——他们以自己的写作拥抱了一个艰难的、困苦的、同时又是告别黑暗和追求光明的伟大的时代。
我们做这事时正值两个世纪的交会时刻。我们即将告别多灾多难的20世纪，迎接着充满生机和希望的21世纪。我们有机会回望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且喜且惊，心绪苍茫，百感交集。作为这套书的倡议者和设计者，我那时觉得，已经和即将过去的这一百年，每年都在发生和消失些什么，而且每年都值得写一本大书。一百年要写一百本，工程太浩大了！与其如此，不如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挑着写，或者跳着写，用其中的某一年概括一个时段。写这一时段也不按部就班，就写一些有意义的甚至是有趣的事情、人物、刊物、会议甚至出版——我们称之为“大文学”或“大学术”的总之是有意义而又值得写的事物。思路定下来，我们就这么做了。
我们的工作无意间释放了一个信息：文学的历史可能不只一种写法，而可能有别一种甚至更多种的写法。我们无意间也释放了一种能量：写作有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我们无意间也留给阅读者一种别样的、新颖的、无比广阔的思想空间。丛书出版后的有一年，我在福州遇见一位年轻学者，他向我致谢。他说，他的博士论文是受这套书的启示写的。我感到欣慰，我们的工作有了追随者，这意味着它获得了学界的认可。这套丛书影响深远，得到继续出版和发行。201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新版发行，2023年5月，人民文学版出版社又一次印刷发行（再版后的丛书，因为一些原因有两种赋缺，甚为遗憾）。学术著作的再版并再印实属不易，而像我们这样的大型学术书能多次再版再印，更是罕见。我们是幸运的。
这套书是北大中文系“批评家周末”的若干学术成果之一种。20世纪90年代初，为维护和坚守北京大学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传统，北大中文系有了“批评家周末”，并由此派生了像《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这样的学术行动。我们杜绝外面的嘈杂，心无旁骛。除了日常教学写作，我们放弃周末与家人和朋友的约会，相聚燕园。我们在爬满绿荫和紫藤的北大五院（开始还有如今畅春新园的一间房），放怀纵谈天下文事，捭阖人间万象，抒己见，排众议，求真知，遂成文。浩浩十数卷，先是山东教育社，后是人民文学社，原版新版，一印再印。出版界同仁力排万难，倾心相助，其情其境，感天动地！
我们的工作得到学界同好的热情响应。我的中文系同事洪子诚、钱理群两位先生，以他们的智慧和辛劳支持了我们的工作。他们的热情加入增加了丛书的学术分量。孟繁华除了自己写作，还做了许多协调组织工作。他辛苦万状，居功至伟。而我本人，被众人推举写丛书的第一本《1898：百年忧患》。
这本书涉及中国近代史，是我所陌生的领域。我知道学生们的用意，他们是要我在写作和研究上带个头。我的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我为此将研究时段提前了整整一百年。我不敢懈怠。北大图书馆旧刊阅览室，在几乎只有我一人的静谧的、散发着书香的昏黄的灯光下，我在《清议报》发黄的篇页间寻找百年前先人的呼吸和声音。一开始，我的耳边响起的就是丘逢甲那充满哀伤的诗句：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丘逢甲，中国台湾苗栗县人，伟大的诗人，伟大的爱国者。这首《春愁》写于1896年，他说的“去年”，即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此年甲午战败，中国被迫忍辱签订马关条约。
为这次写作，我摆脱了当年的所有冗务，携带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在海南岛的涛声中深情回望百年。从黄遵宪的求索、也从丘逢甲的诗句中，我看到了吾国吾民百年来的斑斑泪痕。我在《清议报》的篇页间，听到了近代先贤的呼吁和梦想。我几乎也是在沉重的思考中，含着泪光写下《1898：百年忧患》的每一个字。
百年忧患，强国新民，于是成为我求学治学永远的母题。
原标题：百年忧患，强国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