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前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用我妈用了一辈子的大瓦盆洗衣服,从收音机播放的新闻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天津一家副食店的会计孙淑云一家三代十二口人住在一间13平方米的房子里,她如何调理三代人的关系,两次让房给别人家。
我听后很感动,因为那时我也住着同样简陋拥挤的房子,“兔死狐悲”的感情涌出,当即放下手中洗的衣服,赶到火车站,买张火车票,到了天津。
当天晚上,我找到了孙淑云。她家住在靠近海河边的一座大杂院里,是当年长源盐商杨家大院的后花园。岁月变迁,花木繁茂的后花园早已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大杂院。孙淑云家那间13平方米的小房,是后花园里一个八角凉亭改造成的。
对于我突然的造访,孙淑云显得有些激动,那样信任地把我迎进了屋。看着眼前窄小拥挤的房间,我想象着这家人柴米油盐中的波澜、苦辣酸甜里的人性与人情。两个孩子正挤坐在一把椅子上,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她非得让孩子把家中这把唯一的椅子让给我坐,又给我冲了杯当时正热门的麦乳精……这一切那么亲切,又那么令人心酸。
一连几天采访,我了解到,艰辛的住房问题背后还蕴藏着孙淑云内心深处的隐痛。因为出身资本家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是她心头永远难以拔出的一根刺。后来她经人介绍,嫁给了煤建厂的一个工人,才住进这样与她以往生活场景完全不同的小屋,接触了出身、文化、生活背景和自己不尽相同的人。在纷至沓来琐碎搅心的适应与不适应的日复一日里,她内心的隐痛,无法对任何人诉说,只能藏在自己的心里,时不时蛇吐信子一样,咬噬着睡不着的夜晚。这样的隐痛,折射出的是沉重的历史对于渺小个人无形的挤压。
那时候,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没有任何采访的证件或介绍信,就贸然闯进她家,只是向她简单说明来意,她就那样信任我,一连几天对我讲了那么多。我几次望着她,目光又不敢停留太久,因为她那清秀的脸,表面看来温和,其实沉淀着深沉隐忍的云翳。我有些走神,想象着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第一次走进这间小屋的情景……
我最后一次到孙淑云家,是问她要几张照片。我将她和房子之间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寄给了上海《文汇月刊》杂志的编辑罗达成。他是报告文学的行家,对我一直厚爱有加,看完文章,决定立刻在下一期杂志上刊发,并心急火燎打给我一封电报,要我赶紧去天津找孙淑云要相关的照片,与文章一起刊用。我便兵听将令草听风一般,给孙淑云打了一个电话,当天晚上就赶到天津。
她事先已经找好照片。我希望能有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她摇摇头,对我说没有那时的照片了。说完这话之后,她望着我,我也望着她,彼此愣了一会儿,都没说话。我想,她大约是不愿意触动青春往事。她送我走出家门,大院里人声喧哗,夜空那样地明亮,近在咫尺的海河,平缓无声地流淌。
那一年,我35岁,孙淑云大姐41岁。
我到她家采访结束后,决心立刻写下这篇报告文学,便在天津住了下来,想趁热打铁写好文章后再回北京。我爱人大学毕业分配在天津工作,那时住在河东区一间窄小的库房里。白天工人上班,这里喧嚣一片,和孙淑云家一样拥挤和嘈杂。我没头苍蝇一样四下寻找,有没有一个稍微安静的地方可以写作?那天,在狮子林桥北岸中山路上,我看见了河北区文化馆,这是一座简陋的旧式小楼,阅览室在二楼,房间不大,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赶到文化馆大门前,等开门后,第一个冲上二楼的阅览室,抢到最里面紧靠窗子的一个安静座位,开始写作,除了下楼买了烧饼当中饭,一直写到黄昏文化馆关门时。一万字的文章写完了,速度快得让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记得很清楚,坐在我旁边的是位年轻姑娘,她穿件米黄色的开司米高领线衣,青春气息和窗外回黄转绿的春意那样吻合。我瞥了几眼,她似乎是在做数学题,桌上有三角板和圆规,心想她大概是在准备快要到来的高考吧。我们几乎是一起离开阅览室的,她走在我的前面,走下木楼梯的时候,她忽然跑了几步,欢快的脚步像踩着乐点儿似的,在楼梯上响起清脆的响声。一眨眼的工夫,看不见人影了。不知下面是有人在等她,还是有什么事情在等待着她发生?
那一刻,我蓦然想起了孙淑云大姐。20多年前,她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吧?也会为考大学而做着准备,而跃跃欲试吧?
走下那颤悠悠的木楼梯,出文化馆,我走到不远处的狮子林桥,桥下流淌着海河水。往南面望去,偏东一点,就是孙淑云的家,那间13平方米的小屋,虽然看不见,却依稀浮动在那一片蒙蒙的晚雾中,如同一块礁石一样突兀在苍茫的夜色中……
岁月如流,人生如寄,眨眼42年过去了。我多年未去天津了。前些日子到天津,过海河,特意到东北角,望着眼前全新的景物,想起当年写的那篇《海河边的一间小屋》。
42年过去了,当年的八角小亭翻盖的小屋早已消失了,平地上盖起了高楼大厦。只是狮子林桥还在,海河依旧缓缓流淌。
算一算,今年,我77岁。孙淑云大姐83岁了。
原标题:那间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