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江畔当年明月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唐元和十一年(816年)的一个深秋,面对漫天飘飞的荻花,我常想,白居易一定不会忘记浔阳江畔那一轮圆圆的凄凉的明月。

挺身而出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的六月初三说起。

这天,宰相武元衡在赴大明宫上朝的途中被盗杀,同行的副手御史中丞裴度也受了伤。这就是“京城大骇”,大唐开国以来不曾有过的明目张胆的刺杀宰相案。内里,当然是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等藩镇飞扬跋扈的结果。白居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那本是东宫中的一个闲差,不得如谏官般上朝言时事。但白居易挺身而出,当日就上疏亟请捕贼雪耻,给天下一个交代。

他这么做,除了因为耿直、疾恶如仇的个性,也是事出有因。唐贞元十四年(798年),27岁的白居易考中进士,在一个“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时代,这无疑凸显了他的卓越才华。唐元和元年(806年),他又中制举。按照惯例,连中进士、制举,意味着未来可担任朝廷重臣。他后来的仕途也证实了这一点,唐宪宗一手提拔,使他当上左拾遗。这是一个贵幸、清显的官职,“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白居易也确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的“皆人之难言者”,力图中兴的唐宪宗对他的话“深然之”“多听纳”,显示出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比白居易小6岁)对忠心为国者的敬重。正是在这一时期,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讽喻诗”,即《新乐府》共150首,展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进取无惧的精神。

在这一背景下,白居易挺身而出越职言事可谓正常。不过,他委实忽略了当时政治生态的险恶。唐宪宗确实一度奋发有为,“见贞观(唐太宗)、开元(唐玄宗)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对藩镇的跋扈割据更是不满。唐宪宗此后也确实向藩镇用兵,并最终在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平了吴元济的叛乱。但是,他的身边有巧言令色的小人。正是这些人,“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趁机落井下石,对白居易进行构陷。甚至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他却公然写了《赏花》《新井》等诗,全然不顾及孝道,实在罪不可赦。这些人认为,这样的人自是不可留在朝中。按照玄宗时张九龄“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规制,唐宪宗本想将白居易贬谪到偏远的蛮荒之地,但顾及其赫赫诗名,又留了点情面,贬为“江表刺史”。站在白居易对立面的中书舍人王涯又“临门一脚”,将“江表刺史”改成了“江州司马”——毕竟刺史还能掌管一方,司马则无甚实权。

当年,16岁的白居易拜见大诗人顾况时,顾况笑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时,已到不惑之年的白居易似乎才回过味,长安不仅米贵,更是一个激流旋涡的政治中心,稍不小心就会被排挤出去。

身在浔阳

“左降诏下,明日而东”,白居易需及时离京,日夜兼程赶赴贬所,好朋友元稹听闻这一消息后无比惊愕,写下“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的句子。好在这一切的哀痛,在白居易的豁达和刻意淡化中渐趋消散。他写下《浔阳春三首》:“一丛泽畔为迁客,两度江头送暮春……”

白居易在鹦鹉洲还写下《夜闻歌者》一诗,倾情描写了一位“低眉终不说”的绝世歌女,这已俨然是《琵琶行》歌女的一个翻版。但细究之下,诗中并未有一己的感伤。

其实,初到江州的情形,白居易在与元稹的赠答中曾有过直白坦露:“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白居易的待遇还算优渥。当时的刺史崔能也暗中优待他,甚至在白居易“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时也不责备他。这样,白居易自然乐得清闲。这又有两件事可证:

其一,白居易大约在唐元和十年(815年)冬到达江州,第二年二月就专程去毗邻的柴桑一带陶渊明故居拜访,写下《访陶公旧宅》:“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这无疑是一种深切的慰藉,自可放下世间的荣与利,恬然面对,不再惊起心中的波澜。白居易也达到了“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的境界。

其二,在拜访陶渊明同一年的秋天,白居易在庐山遗爱寺旁立“隐舍”,照他自己的话就是“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意图长居。第二年春天,在秀丽的庐峰之下营造了自己的书斋“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

白居易在《岁暮》中写道:“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他“颓然自足”,在琴与书间逍遥,自是一种适意的生活。

闻听琵琶

可惜,这种适意自足在这一年深秋的夜晚被打破了。这就是让人黯然魂伤的、萧瑟的浔阳江头:“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经过再三邀请,主人见到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白居易再一次领略到了久违的帝京的高超琵琶技艺:“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按琵琶女的自诉,这是向“穆、曹二善才”积学苦学的结果。当时,曹家三代曹保保、曹善才、曹刚确实善弹琵琶,还有裴兴奴善弹琵琶,时称“曹刚有右手,兴奴有左手”,意即曹刚善于运拨,力量体现在右手;兴奴善于拢捻,扣弦、揉弦体现在左手。《琵琶行》中说的“轻拢慢捻抹复挑”“曲终收拨当心画”,“拢”“拨”正体现了对当时高手均勤加学习的结果。也正是因如此高超的技艺,这一大唐艳丽的歌女在最红火的时候,“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但这只是瞬间辉煌的往事。早在唐开元十四年(726年),唐玄宗改造乐署,专门设立了“左右教坊,以教俗乐”的梨园,后不断增扩梨园,直至成了一个万人庞大队伍。如果从唐代宗初年(755年)安史之乱、梨园弟子纷纷逃难算起,到了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当年十七八岁的妙龄女郎,已垂垂老矣。玄宗的时代也是歌女的盛世。假定琵琶女生得再迟一些,也大约有40岁了,自然是红颜易逝。“暮去朝来颜色故”,在经历种种变故后,不得已“嫁作商人妇”。至于“浮梁”,唐时属饶州,今江西省景德镇,当地盛产茶叶。从九江到景德镇大约150公里,也不算远,但“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仍是聚少离多,歌女只得在这落寞的夜晚独守空船。

白居易长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此时,诗人止不住想起了自己的遭际——到了浔阳就生病了,祸不单行;浔阳真的是偏僻、荒凉,“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甚至“杜鹃啼血猿哀鸣”,不是一般地让人感伤心凉;在枯寂中度日,自然也就听不到高雅适情、得以暂时忘却烦恼的音乐。

于是,在无限的共鸣中、在深深的感慨中,“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一轮苍白的秋月静静地沉浸在已有寒意的江面。“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一心营筑的“恬然自安”瞬间被打散,感受到了浓浓的“迁谪意”——相信这是白居易最坦诚的自白了。

身似浮云

枯寂中,白居易终于等来了人生的转机。唐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白居易昔日的好友崔群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政敌王涯则于第二年被罢为兵部侍郎。在崔群的努力下,白居易得以提前一年半结束任期,到忠州任刺史。“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嘘生翅见情深”,在《除忠州寄谢崔相公》一诗中,倾情的话语尽显白居易的感激涕零,心中的委屈在这一瞬间“破防”,奔涌而出。

但不管怎样,此时的白居易径直走向了退守,“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白居易也曾自言,“朝就高斋上,熏然负暄卧。晚下小池前,澹然临水坐。已约终身心,长如今日过”,他决心终身不言世事,可见宦情低落到了何种境地。那段时间,他写下“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心如死灰的他,内心激荡不起半点涟漪,全然摆脱了尘世与嗜欲。

从振作、进取,到“俟罪浔阳”,到唐大和三年(829年)明确提出“中隐”思想、步步退守,正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进程。这是白居易人生的一道分界线,虽不能具说琵琶女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白居易,但在她的身上,白居易无疑照见了自己未来仕途的影子已笼罩了斑斑的黑影。从此,洛阳的伊河北岸多了一位归隐林泉自适淡然的老人。

浔阳江畔的一轮苍白的明月,就这样永远地荡漾在白居易的心头,久久不去,在成就了一代诗才后,也一次次地融入了后人无尽的沧桑感叹。

原标题:浔阳江畔当年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