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实现技术升级，存在2种方式——产品技术升级和产业技术升级。不论是哪种升级，企业自身与其他企业合理的供应链、产业链劳动分工都是十分重要的。内部封闭的全产业链包办的企业内部劳动分工注定只能利用公司内部的有限资源，而企业开放供应链、产业链，自身聚焦产品高附加值部分，延伸低附加值产业链、供应链至全国、全球范围，则会使得企业可利用和整合的资源大大增加。必须意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整合资源实现技术升级方面，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不如国家内部的劳动分工，国家内部的劳动分工不如全球范围的劳动分工。学习西方企业对待供应链的开放态度，通过开放延伸的供应链、产业链，推动实现更合理、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是构建开放的企业系统的重要一环。开放的企业系统的构建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发挥作用，以实现3个层面的开放。
企业之间的开放
实现第一个层面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开放，要求企业在布局产业链、供应链时避免“泛安全化”，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很重要，但要避免出于供应安全考虑打造内部封闭的全产业链结构。
因为通过恶性竞争价格优势获得的市场份额无法实现核心技术的升级，只能使得企业“大而不强”。实现技术升级的关键是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值，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就要求企业开放，将战略重心放在“微笑曲线”的两端。因此，企业应当向西方企业学习打造开放的供应链系统。掌握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是必要的，但是对于非核心技术的部分，应当考虑开放，延伸供应链、产业链至国内中小型企业和全球范围。大型企业聚焦产业前沿核心技术的研发，将低附加值的产品供应从内部剥离，让渡空间给在这些环节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小型企业，实现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开放。一方面对于产业前沿企业来说，低附加值的技术对于产业中下游的企业来说可能是前沿技术，让渡空间给中小型企业可以给予他们创新激励，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也有利于倒逼中小型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被选择”而更加注重产品的创新技术升级。另一方面，供应链向中小型企业的延伸会促进更精细的劳动分工，实现专业化生产，也可以确保全产业链、全供应链环节的研发制造都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推动技术进步。
政府应当通过立法层面的介入促成不同类型企业之间互相开放。
通过包含反垄断在内的公共政策干预以实现企业之间的竞争“疏通”，克服反竞争阻力，造福于消费者和促进创新在美国政府处理与企业关系时非常常见。可以说，美国企业之间的互相开放离不开政府通过“反垄断”政策和立法的干预。例如，微软和Java之间的反垄断案，政府的反垄断干预迫使微软开放面对Java作为新兴技术带来的压力，与其他操作系统公平竞争。毫无疑问，竞争和创新是齐头并进的，行业巨头通过垄断“阻止竞争”，是企业出于利益考虑的自然行为。但是封闭和行业垄断将导致行业的创新能力大大下降，难以实现技术进步。因此，仅仅依靠“逐利”企业自身实现开放并不现实，政府应在出台相关政策、立法干预要求企业互相开放上发挥作用。
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开放
构建开放的企业系统，还需实现第二个层面即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开放。以中国东西部地区为例，中国东部地区有发达的民营经济，有技术、资本和管理优势，但面临着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急剧上涨的问题，而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当前东部地区正面临着如何通过高阶产业替代次阶产业实现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东部地区需要腾出产业升级市场空间，西部地区也希望实现低阶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在此背景下，将东部地区失去竞争优势的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关的供应链、产业链延伸至西部地区值得考虑。借助东、西部各自的比较优势，既可以带动西部经济发展，有效减缓部分制造业的外移的风险，又可以实现东西部地区的专业化劳动分工，使得东部资本集中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核心技术研发制造，西部地区通过打造区域产业链集中进行大规模专业化制造，共同推进产业技术升级。
然而，现行存在行政阻隔、财政阻隔的行政体制对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延伸制造了很大的阻碍。地方政府之间恶性竞争现象严重，即使是同一市级下属的不同区之间恶性抢夺“GDP”的事件也屡见不鲜。由于经济指标压力，地方政府从地方经济数据的角度出发，不管是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府都缺乏动力鼓励企业延伸产业链、供应链至市外、省外，而是尽可能将企业留在市内、省内。这对更精细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劳动分工以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政府应通过积极推动市级统筹、省级统筹和国家统筹，打破现存的行政阻隔，促进国内区域之间企业劳动分工，助力东部企业逐步延长其产业链、供应链至西部地区。
1.各地级、省级政府应推动地级、省级统筹建立区域共同市场。
地方政府应综合考量辖区范围内不同区（县）、市的产业优势及资源优势，依据各区域的特征制定发展方向，避免多区域发展相同核心产业的恶性竞争。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的9个城市为例，当广州已经在着力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同在大湾区的深圳也在建设深圳的生物医药创新产业园，两大城市重点发展产业的相似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湾区内的恶性竞争，地方政府竞相用大力度的政策吸引同一批企业、资本进驻，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为避免类似的地方低效资源利用，省级政府应当积极统筹各个市级政府，推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共同市场，依据各个城市的现有产业模式及各自优势制定多样化的战略发展方向。如在生物医药产业层面，广州可以着重发展生物医药新基建、药物研发，深圳则可以抓住自身的制造优势，关注高端医疗器械、设备制造环节，通过省级统筹，实现广深之间的劳动分工，提高资源利用率。
2.应在省级统筹打造区域共同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市场。
因为不管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实现还是东西部地区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延伸实现劳动分工都需要在省统筹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筹。以大型央企、国企为例，如果缺乏中央政府进行国家层面的统筹，国企“地方政府自留地”的特性会限制其实现缺乏竞争优势的产业链、供应链向省外、向西部地区延伸的可能性。概括来说，企业供应链和产业链在全国范围内的延伸取决于省级统筹、国家统筹的实现以及区域共同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面向国际开放
第三个层面的开放，即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系统开放也是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的路径。
具体表现为将部分企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供应链、产业链延伸至海外市场，如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劳动力、土地、环保、能源等成本的上升使得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地位似乎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始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甚至选择直接关闭在中国大陆的工厂，这种变化趋势引起了国内对中国制造业外流的担忧。然而，针对这一现象，需要站在理性的角度看待。需要意识到，中国要避免外流的是高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的外移其实是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实现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或者说是从数量型经济发展转型至质量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观察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会发现，不管是欧洲国家还是美国，都经历过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尤其是纺织业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得以实现高速的数量型经济发展，正是得益于欧美制造业的外移。因此，应当动态地看待产业链、供应链外移这一现象。尤其是在当前外部环境存在风险，给予外向型企业无形压力的现状下，为了中国产品更好地出口国际，企业更好地走向国际化，在吸引核心产业留在中国的同时，将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延伸至东南亚国家不仅不可避免，也是值得鼓励的。
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跨国企业数量和企业总体国际化水平上都与欧美有着很大的差距，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其相对封闭的企业系统。因为中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大多偏向于整产品出口，与国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的消费者缺乏相关性，难以打开海外市场。而欧美跨国企业则通过其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布局，深入地方经济，打开海外市场，通过海外市场的回报反哺国内的技术升级研发。因此，在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卡脖子”和“脱钩”的方式将中国赶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今天，“西方禁止什么我们就自己生产什么”这种技术层面全面的“替代战略”从长远看不可行。随着全球劳动分工的细化和深化，国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共生发展的格局，只有与世界深度融合的产业链、供应链才能保持稳定具有韧性。因此，中国通过开放将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延伸，主动与世界市场“挂钩”，将自己绑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还是大趋势。
根据目前产业发展现实趋势，中国企业应当考虑延伸供应链、产业链至东南亚国家。通过借助东南亚在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在东南亚设立工厂，启用本地的供应链，进行部分零部件产品的加工制造，或是积极与东南亚服务企业合作，借助东南亚的专业技术人才优势，外包部分技术服务，在帮助国内企业规避外部环境带来的政策风险的同时，带动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增加产品与当地消费者的相关性，从而有利于企业海外市场的开发。企业在国内则可以集中投入产品的核心技术研发与升级，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设立工厂，中国企业应当注意避免出现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假开放”，即工厂设立在外国，但仍然大量聘用国内人员，大批使用国内供应零部件的行为。这样的产业链、供应链延伸无法给当地带来新的经济活动和新的就业，地方政府和民众都没有获得感，反而会对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带来负面的影响。
在当前全球化与现代化逐渐背道而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外部环境面临压力的大背景下，中国想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面临着许多阻碍。中国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自身想要实现技术升级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总结西方企业的成功经验，可以确认的是，保持开放、坚持开放，构建开放的企业系统，是实现企业技术进步的关键一环。构建开放的企业系统，需要企业通过延伸产业链、供应链，实现企业之间、国内区域之间和面向全球的3个层面的开放。同时，除了企业自身应保持开放实现观念、战略的转变，政府也应通过政策、立法干预，实现省级、国家级统筹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以达成更精细化的全国、全球层面的劳动分工助力企业完成技术升级，引导国家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方面研究。
徐兰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
文章节选自：郑永年, 徐兰朦. 企业如何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11):1675-1684,doi: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803005.
原标题：企业如何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