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和夫，四川乐山人，有机化学家、石油化学家。1941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工业部应用化学科。曾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有机化学博士生导师。1994年9月去世。
30年前的9月13日中午，我与往常一样下班后回家，一进家门，夫人沈梅芳就声带悲伤急切地对我说：“刚才王国祯（以郭和夫名义招收、胡皆汉具体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来电话告知，郭和夫先生已于今天早上4时病逝！”我听后，如同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好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尽管前几天我已经知道郭和夫去黑龙江出差途中，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哈尔滨的一家医院，病情十分严重，当即预感到医治好的可能性不大，但噩耗传来时，我还是不愿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因为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研究所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忠诚于科学事业的杰出科学家。我再也看不到郭和夫那慈祥而友善的面容，再也不能与郭和夫促膝谈心、倾述衷肠。
当晚我悲痛异常、难以入睡，追忆与郭和夫在一起的往事，满是伤感。怀念曾经的恩师，思念曾经的友谊，经历过的每一个画面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我满怀悲伤地写了一副挽联：秋风瑟瑟哲人去，赞不尽先生对人一片心地善良菩萨肠，处世污而不染，为学求而不倦，洒下了一生心血为科研，哪能名否论学者？！
哀声阵阵学生来，忘不了老师遇事满腔胸怀坦荡长者风，育人诲而有善，做事诚而有躬，吐尽了满身芳丝谢故国，何须嗟叹祭亲师！
一生牢记父亲的教诲
1917年12月12日，郭和夫出生在日本冈山市。郭和夫系郭沫若与日本籍妻子安娜女士的长子。1918年郭沫若由冈山的第六高（相当于大学预科）毕业，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全家离开了冈山搬到九州北部城市福冈。他们一家人住在福冈质屋（相当于中国的当铺）仓库的楼上，房间非常小。全家的生活来源全靠郭沫若的助学金，十分清贫。
1923年，郭沫若毕业后，便携安娜及郭和夫等子女回到祖国。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全家流亡日本居住10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抛妻别子，独自离开日本回国抗日。临行前，他给孩子们写了两个字。这件事给郭和夫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45年后，他满怀深情地写道：“父亲临走时给我们写了‘勤勉’二字贴在墙上，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做人。”郭和夫一生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
安娜与郭沫若共生有4男1女，老大郭和夫，老二郭博，老三郭复生，老四是女儿、名叫郭淑瑀，老五郭志鸿。1937年郭沫若离开日本时，郭和夫20岁，老五才5岁。一家人在日本艰难度日，全靠安娜打零工维持生活。
安娜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从小就培养他们自强自立，教育他们要凭自己的力量生存。安娜曾经自豪地说：“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让5个孩子受到了与富人家孩子一样的教育，是很难很难的。”
郭和夫是长子，从小就由安娜在家里对他进行文化知识的早期教育，1928年去市川小学上学，1931年小学毕业后进东京府立第三中学读书，毕业后即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38年进京都帝国大学工业部应用化学科学习，1941年毕业后留校从事有机合成方面的研究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安娜决定带着孩子们回中国。
1948年秋，几经周折，安娜终于在香港找到了郭沫若。可那时郭沫若已经重新组建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安娜与郭和夫一起参加东北建设参观团，最后留在大连。郭和夫被安排在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工作。
打破常规、不拘一格
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创建的“满铁中央试验所”（1908—1945）。1949年新中国接管时，论技术装备在全国名列前茅。但科研人员极其匮缺，全所科技工作人员51人，研究员只有9名，因此不得不暂时留用十几名日籍高级研究人员。
张大煜、郭和夫、萧光琰、张存浩、刘静宜、陶愉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冲破阻力回国，投身于新中国和大连化物所的建设，加之卢佩章、楼南泉、郭燮贤、彭少逸等一批研究骨干来到该所工作，才有了这支单薄的研究队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次次成功地完成国家科技任务，解决了国家的急需。
当时研究所将培养科技人才作为中心环节，郭和夫便将培养人才、提携后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早在上世纪50年代，郭和夫就是该所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之一。
改革开放后，他精心选派所里优秀人才到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所在研究所或者大学学习深造。这些人回国后都成为业务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郭和夫培养人才的一个特点是打破常规、不拘一格，我便是其中一个。1958年，我从北京调到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大连化物所前身）工作，得以认识郭和夫先生。但是我们不在一个研究室工作，所以很长时间里只是相识而已。
由于历史原因，我曾在大连市轻化工研究所工作6年。1979年，郭和夫得知我请求调回大连化物所，出于对我的帮助，他先后3次向大连市市长魏富海恳请求调，并亲自到轻化工研究所协商。几经周折，我终于在郭和夫的帮助下，于该年10月调回大连化物所。
当时郭和夫是大连化物所第二研究室的主任、副所长。我回所不久，郭和夫通过研究所任命我为第二研究室新建立的结构化学组组长。从此以后，我便在郭和夫的领导与指教之下工作了十五六年。这是我非常难忘的时光，也是我一生科研成果最多、水平最高的时期。
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我的研究工作有点进展时，郭和夫总是鼓励我继续努力。例如，我首次提出了国内外文献上未见报道过的应用分子极化率、电偶极矩与氢键等参量把分子的化学结构与气相色谱保留指数关联起来的定量公式，用其处理实验数据，得到很好的结果。我将准备投到《科学通报》上的论文请郭和夫审阅时，他仔细看后，认为这是一项新发现，指出这种新颖的想法与公式在气相色谱学科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并建议我向中国科学院申请奖励。1982年，这项研究果真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我调回大连化物所之初是助理研究员，郭和夫根据我的此项发现，及在《物理学报》《化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的10多篇论文和已做过的实际光谱工作，认为我是个富于创造性的人，并已取得了相当的科研成果，因而推荐我破格晋升为研究员。由于种种原因，1981年我被聘任为副研究员，1986年被聘任为研究员。
我在研究工作中还有几次发现，如首次发现某些金属酶与外部氨基酸等生物小分子能发生相互作用并影响酶催化活性的重要新现象；首次发现人发自由基浓度与人生长年龄和疾病有密切关系；发现柞蚕丝丝蛋白组成由里至外有着多层的分层结构；发现一些有实用前景的抗癌新化合物；首次建立起利用核磁共振谱的增宽效应来研究非顺磁金属配位结构的新方法等，这些研究都得到了郭和夫的鼓励与赞扬。
（胡皆汉口述 姜文洲整理；胡皆汉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姜文洲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退休职工）
原标题：郭和夫逝世30年：念良师 思益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