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是帮助中国在现有技术领域迈向世界先进水平的有效渠道。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需要设计并执行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但是，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中还存在不少激励扭曲的地方，造成了许多与制定激励措施的初衷相违背的负面后果，使得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专利数量大，但质量有待提高。从专利申请数量来看，中国早在2011年就已经超越美国，稳居世界第一已超过10年，但专利质量和转化效率都偏低。研究显示，目前美国的专利质量总体上是中国的2倍左右，中美两国之间的知识转移现象绝大多数都是从美国转移到中国；2017年时从中国流向美国的知识仅占中美两国知识转移总量的1.1%。表面上看，中国是专利大国，但在专利申请和研发上水分很高。造成这种专利“灌水”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企业的虚假研发。大量的企业为了获得科技补助把本来不属于补贴范围的技术换了个标签就去申请经费。研究显示，中国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研发投入增长来源于企业将行政费用重新标注为研发费用，也就是把杂七杂八的各种支出打包成研发支出来骗取税收减免。在这种补贴政策造成的激励扭曲之下，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看上去都很大，但真正在下功夫来努力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的企业数量比这些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要少很多。
科研成果评价过度重视论文产出，导致资源浪费，且无助于隐性技术知识积累。在现行的科研管理和评价机制下，论文产出是衡量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志。根据一些机构的排名，中国论文量质齐升，论文数量和质量近年来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许多与论文相关的指标不是世界第1位就是第2位。例如，日本的一项研究显示，2021年中国的科技领域论文发表总数达到40.7万篇，比美国高出10万篇以上。
但事实上，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里的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工作绝大部分是应用研究而非纯基础研究。而应用研究应该具有现实意义，应该是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且转化为生产力的。中国应用技术整体上处于“4—7”的水平，因此一项有意义的应用研究，要么能帮助我们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要么能帮助我们在现有技术领域向“8—10”的世界领先水平迈进。现在中国每年生产数十万篇科技论文，其中的大多数既不是追求兴趣而进行的真正的纯基础研究的产物，也不能促进应用技术水平的提高。科技论文产量如此之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科研管理和评价机制造成的激励扭曲，使得许多研究生、青年学者和其他研究人员为了毕业、就业和晋升不得不“为了发表而发表”。更有甚者，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过分强调论文产出的问题还导致了“论文工厂”现象，某些领域（如医学）已成为重灾区。研究人员为应对评价，不得不追求论文数量，导致了“论文产业链”。这一现象已经严重破坏科研价值导向，影响创新动力，使一些科研人员偏离真正的科技创新价值。代笔、造假论文等学术不端行为严重损害科研诚信，产生误导性研究方向。大量无价值的论文白白占用了审稿资源，导致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评审周期延长，导致科研资源的浪费和科研效率的低下。
这些扭曲的激励机制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专利大国”和“论文大国”。按照这些数字来衡量，中国应该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科技强国，但这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企业看似做出了很多研发努力，申请了不少专利，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也产生了很多以论文为形式的研究成果，但能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比例很低，这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国家花了那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用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上，但结果就是一些统计数字变漂亮了和一些大学的国际排名上去了，而真正能促进纯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水平提升的努力却依然匮乏。因此，要促进中国应用技术系统的健康发展，必须消除体制内存在的激励扭曲。要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长期主义、创新、学术诚信和高质量发展。只有消除激励扭曲，让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愿意静下心来去做真正能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的工作，中国应用技术水平才能得到充分提升，逐渐迈向“8—10”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纯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金融支持“三位一体”新发展模式中，应用技术处于中枢的重要位置。要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经济需求，需要不断提升生产力水平。而要真正地形成新的更强大的生产力，纯基础研究和金融支持需要通过影响应用技术系统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两大系统都是在起辅佐的作用，而应用技术系统则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为核心的引擎。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应用技术系统的综合水平。因此，全面提升中国的应用技术水平是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关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要在“0—10”的应用技术刻度表的两头取得突破，在培养能不断产生“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突破的能力的同时，在现有技术领域向“8—10”的世界先进水平迈进，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提下，还需要搞好纯基础研究、不断提高我国“科学人口”的规模，使其能通过正面的外溢效应来推动应用技术领域“从0到1”的突破。同时，要尽快解决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存在的一系列激励扭曲问题，从小培养孩子们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培养他们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努力扩大“科技人口”的规模。美国等科技强国一直以来都在以各种方式进一步提高其“科技人口”的规模，他们的成功经验，需要系统地学习借鉴。
同时，需要发现并纠正中国应用技术系统中存在的不少激励扭曲的问题。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是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与企业研发和专利申请、大学和科研机构科研评价和论文产出相关的2例激励扭曲问题，但存在激励扭曲的地方绝不仅限于上述的例子。因此，应该按图索骥，对应用技术、纯基础研究和金融支持三大系统的激励扭曲现象进行地毯式排查，问题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才能彻底激活“三位一体”新发展模式的全部活力。勤劳而智慧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于激励机制的反应就十分敏锐。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在专利和论文的数量上赶超美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只要能基本上解决激励扭曲的问题，推行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中国科技力量的真正崛起也会十分迅速。
袁冉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科学技术与社会、社会保障等。
本文节选自：袁冉东.科技人口、隐性技术知识与中国应用技术系统.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11):1645-1654, doi: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813003.
原标题：中国应用技术系统现状分析：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需要克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