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隋唐相比，宋代的水运十分发达，水运与人们日常生活、交通出行息息相关，苏轼、秦观、张舜民等词人被贬外放都是选择水路离开京城的，在灿若瀚海的宋词中不乏描写水边登船、岸边相送的场景。在许多宋词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对渡口的描述，它不但反映了宋时运输、出行的现状，还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
渡口是联系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的“纽扣”。不同规模类型的渡口取决于渡口所连接陆路的车马人流多少：位于城边的渡口，人流车流量大，每天“车辚辚、马萧萧”，因此渡口规模就比较大，舟船多。反之，孤僻野郊，渡口人流车流少，每日“门可罗雀”，但为了保障交通运输不被中断，也必须设置此类渡口，类似今天停站火车和上下旅客均很少的山区“五等小站”。归纳起来，宋词中的渡口可分为以下三类：荒野保障型、村镇风光型和城边繁华型。
乡间野渡
这类渡口在宋词中出现得还不少，如“远浦归舟荒渡口，搴篷横棹堤侧”（王以宁《念奴娇·云收天碧》）、“但乌啼渡口，猿响山椒”（石孝友《望海潮·离情冰泮》）、“野航渡口带烟横。晚山千万叠，别鹤两三声”（苏庠《临江仙·猎猎风蒲初暑过》）、“最是簇簇寒村，遥认南朝路、晚烟收。三两人家古渡头”（柳永《瑞鹧鸪》）。在以上词句中，通过描述渡口周边乌鸦、猿猴等鸣叫，夜间晚风呼啸鹤唳，以及渡口附近住户稀少等情景来说明这类十分偏僻荒凉的乡间野渡。
诗“渡”意境
这类渡口一般临近村庄城镇，处于城市与荒野之间，交通流量尚可，虽无大城市附近渡口的繁华和喧嚣，但也没有荒野渡口的清冷与荒凉。此类渡口十分平常，无突出特点，有点儿“乏善可陈”，所以文人雅士们就盯上了渡口周边环境，鉴于当时这类渡口数量最多，所以相应的词句也最多。
“渡口青烟藏叠嶂。岸旁红蓼翻轻浪”（洪适的《渔家傲引·渔家傲》）、“烟渡口，水亭边，长是心先乱”（姜夔《蓦山溪·咏柳》）、“渡口千章云木，苒苒炊烟一缕，人在翠微居”（袁去华《水调歌头·鸟影度疏木》）、“疏林外、一点炊烟，渡口参差正寥廓”（周邦彦《一寸金·小石江路》）……这些是描写渡口或雾气蒙蒙、轻烟袅绕的景色。
“浮世更相代谢，江头明月，渡口斜晖”（陈偕《满庭芳·榆荚抛钱》）、“霁晓楼台，斜阳渡口，凉腋新声初到”（陈著《绮罗香·霁晓楼台》）、“肠断斜阳渡口，正落红如雨”（严仁《好事近·舟行》）、“采菱渡口日将沉，飞鸿楼上人空立”（姚宽《踏莎行·秋思》）……此类诗句是描写渡口余夕阳西下、落日余晖中的景色。
“渡口看潮生，水满蒹葭浦”（吕渭老《卜算子·渡口看潮生》）、“西兴渡口几魂消。又见潮生月上”（程珌《西江月·底事中秋无月》）……这些词句描述了渡口夜间涨潮的情景。“柳色津头泫绿，桃花渡口啼红”（卢祖皋《乌夜啼·柳色津头泫绿》）描绘出当时渡口春意盎然之色。
后来，南梁简文帝萧纲在《乌栖曲》中写下“采桑渡头碍黄河，郎今欲渡畏风波”的诗句以后，渡头就成了渡口的另一种称呼。描述渡头的宋词也不少，如“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晏几道《清平乐·留人不住》）、“山下粉粉梅落粉，渡头淼淼波摇绿”（秦观《满江红·风雨萧萧》）、“井里不传溪上信，杨花犹见渡头春”（仲殊《定风波》）、“红蓼渡头青嶂远，绿苹波上白鸥双”（苏庠《浣溪沙·书虞元翁书》），通过杨柳、梅花、红蓼、白鸥来描绘渡口春夏景色。“烟霭空濛江上春。夕阳芳草渡头情”（赵师侠《鹧鸪天·壬辰豫章惠月佛阁》）、“渡头烟暝，愁杀渡江人”（柴望《阳关三叠·庚戌送何师可之维扬》）描绘出渡口“雾濛濛、情朦朦”的意境。
从以上对渡口、渡头景色描写的诗词可知，多数村镇风光型渡口环境优美，绿树繁花，青山叠翠，幽景闲适，让人心旷神怡，想必当时渡口工作人员的心情应该不错。
千年古渡
渡口靠近城市，人流量大，舟船众多，周边道路上车马喧嚣，热闹繁忙。在夜间停泊，还能遥望城市中的灯火。如“舟横渡口重城近。江水似知孤客恨”（苏轼《渔家傲·送台守江郎中》）、“收帆渡口。认远岸夜篝，松炬如昼”（唐艺孙《桂枝香·天柱山房拟赋蟹》）、“瓜洲渡口。恰恰城如斗”（李好古《清平乐·瓜洲渡口》）。这些宋词描述的都是紧邻大城市的渡口，可见当时人多车多、繁华热闹的场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瓜州渡口，瓜洲渡口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长江北岸，处于京杭运河的入江口，与南岸镇江的西津渡口同为古代航运的交通节点，是历代联系大江南北的咽喉要冲。瓜洲渡口闻名天下，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故事。唐代高僧鉴真从这里起航东渡日本；北宋诗人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南宋诗人陆游《书愤》中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都描写了这个千年古渡。
同时在文学创作上，瓜洲渡口也被附会了“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的文学意象，如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红楼梦》中“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的妙玉沦落到瓜洲渡口尼姑庵里遁入空门，出身豪门的巧姐在瓜洲渡口沦落风尘，刘姥姥和板儿老远赶到瓜洲古渡帮巧姐赎身……
结语
《淮南子·齐俗训》有云：“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南船北马”“南航北骑”是我国古代交通出行方式的南北区域差异。交通的发展和演变注定带有地域和时代的烙印。
在宋朝历史上政权一直同西夏、辽、金、蒙元等北方政权交兵冲突，北宋政权控制的疆域要大一些，包括今天的华北、中原、中南、华东和西南的川渝地区。虽然唐朝在全国建立了完善的陆路交通体系，但这套体系在群雄混战、各自为政的五代十国时期遭到破坏，结束藩镇割据的北宋王朝一时无暇恢复畅达各地的驿路体系。而南宋政权则失去了对华北和中原的控制，其疆域主要是长江、淮河流域，淮河以南的江河湖泊冬天很少冰冻，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南宋的水运得到空前的发展，因此舟船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只要乘船就会涉及渡口送迎，这跟陆路送迎涉及长亭是一样的道理。
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和富裕的朝代，舟船、渡口的助推作用功不可没。与当时的陆路运输时间长、成本高、载重小、效率低相比，依靠船只、渡口和水路运输在运距、成本、运量上具有极大的优势。
宋代吴自牧所著笔记《梦粱录》的第十二卷中有记载：“湖船，有一千料者，约长二十余丈，可容百人；五百料者，约长十余丈，亦可容三五十人；亦有二三百料者，亦长数丈，可容三二十人。江海船舰，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河舟，杭州里河船只，皆是落脚头船，为载往来士贾诸色等人，及搬载香货杂色物件等。又有大滩船，系湖州市搬载诸铺米及跨浦桥柴炭、下塘砖瓦灰泥等物，及运盐袋船只。盖水路皆便，多用船只。”由此可见，南宋舟船在型号种类、尺寸体量、容量载重、应用场景等方面已经十分先进，既有“大吨位”海船、“中吨位”湖船，还有“小吨位”内河船。俗话说，车需路，船要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渡口规模不一、功能多样，既有乡村野渡，也不乏类似今天宁波舟山港、上海洋山港的超级“大渡口”，这无疑让今天的每一个中国水运人都为之叹服、为之自豪。
原标题：宋词之“渡”